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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7号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已于 2013年 9月27日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公布，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7日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


（2001年11月2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3年 9月 27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献血工作的领导，组织制定献血工作规划，建立健全献血工作协调机制和目标责任制，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献血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将献血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献血工作有效开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是献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推动、指导和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献血工作；献血管理机构负责年度献血工作计划的拟订、献血的宣传发动以及血源调配等具体事务。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献血相关工作。
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推动献血工作。
第四条 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献血的，年龄可以延长至六十周岁。
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医务人员每两年献血一次以上，高等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献血一次以上。
鼓励公民多次、定期献血，捐献单采血小板等成分血、造血干细胞。鼓励稀有血型的公民积极献血。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献血志愿服务的推动、指导和规范。
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组建献血志愿服务组织。鼓励公民加入献血志愿服务组织，参加献血志愿服务。志愿者权益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保障。
鼓励单位和个人对献血公益事业进行捐赠。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献血宣传教育工作，创造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献血工作应当纳入各地、各部门精神文明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献血法律、法规、政策和知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献血宣传；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献血知识编入中小学地方教材；科学技术、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献血宣传教育纳入科普、普法教育内容。
第七条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献血的社会公益宣传教育，定期刊播献血知识和公益广告，积极宣传献血先进事迹、典型人物。
车站、机场、码头、广场、公园、影剧院、医院、商场等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单位以及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通过其设置或者管理的宣传栏、公共视听载体等设施，以宣传画、标语、宣传片等形式，积极开展献血宣传教育。
第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献血工作规划和本地实际，制订年度献血工作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年度献血工作计划，制定本辖区的献血工作实施方案，并动员、组织辖区内的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共同实施。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献血活动，动员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
第九条 献血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献血动员、组织工作的协调和指导，定期向社会公示有关单位动员、组织献血活动的情况。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临床用血应急保障机制，制定临床用血应急预案，保障临床用血需要。
发生临床用血供应紧张、突发事件需要应急用血，或者因可预见的重大事件需要紧急备血时，应当按照预案要求分级发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响应措施，引导公民有序献血。
第十一条 献血管理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建立团体献血应急名库。在库存血液不足或者临床急需用血时，经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启用团体献血应急名库；有关部门、单位应当立即动员团体献血应急名库中的人员参加献血。
第十二条 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公益性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血站建设，配备与血站履行工作职责相适应的人员、设施和设备，保障献血服务、血液安全专项经费，保证采供血工作正常运行。
第十三条 血站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在供血区域内设置固定献血屋，配备流动献血车，方便公民献血。血站应当为献血者提供安全、卫生、便利的条件和良好的服务。
固定献血屋应当设置在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区域。具体方案由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经征求同级财政、规划等相关部门意见后实施；属于建设项目的，应当依法办理规划许可等手续。
流动献血车采血作业的地点、时间，由血站与所在地公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或者有关单位沟通、协商后确定；有关部门、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并提供便利条件。
第十四条 公民献血时，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并如实提供与自身健康相关的信息。
血站采集血液前，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履行告知义务，进行健康状况征询及健康检查。经检查不符合献血条件的，应当向其本人说明情况；在献血后经检测血液不合格的，应当及时告知献血者检测情况并提示其就医。血站应当对献血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公民献血后，血站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发给无偿献血证书。
第十五条 全血献血者每次可以选择献四百毫升、三百毫升或者二百毫升血液，间隔时间不少于六个月；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以献一至两个治疗单位，间隔时间不少于两周；以其他形式献血的，献血量和间隔时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公民参加献血的，其所在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并提供便利条件。有关单位和血站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给予误餐、交通等补贴。
第十七条 血站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固定献血屋、流动献血车的服务时间、采血地址和联系方式，血液采集和使用、血液库存预警信息，献血工作经费的使用情况。
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对献血工作有关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公民临床用血，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交付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以下简称临床用血费用）。
献血者及其亲属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免交临床用血费用：
（一）献血者捐献全血累计达四百毫升以上的，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不足四百毫升的，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按照不超过献血量的五倍免交临床用血费用，五年后免交与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
（二）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五年内按照不超过献血量的两倍免交临床用血费用，五年后免交与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
（三）达到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标准以上的献血者，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配偶父母享受第二项规定的待遇；
（四）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和子女终身按照不超过八百毫升的献血量免交临床用血费用；
（五）献血者捐献单采血小板的，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享受第二项规定的待遇，献血量按照捐献一次折合全血八百毫升计算；
（六）稀有血型的献血者，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享受第二项规定的待遇。
第十九条 献血者及其亲属免交临床用血费用的，免费部分可以在就诊的医疗机构予以核销；医疗机构不具备核销条件的，凭献血者的有效身份证明、无偿献血证、亲属关系证明和用血收费凭据到献血管理机构报销。
第二十条 献血者享有优先用血权利。除临床急救用血外，医疗机构应当优先保障献血者临床用血。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医疗临床用血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技术规范，保障医疗临床用血安全；科学、合理制定临床用血计划，不得浪费和滥用血液。
医疗机构应当积极采用成分输血、自体输血、节血手术等先进技术，提高科学用血水平，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
患者自体输血发生的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纳入支付范围。
第二十二条 省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网络资源，组织有关部门、血站和医疗机构等建立全省联网的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献血者名库、采供血信息和稀有血型公民资料库等血液管理相关信息的共享。
第二十三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血站和医疗机构执行献血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技术规范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投拆、举报制度，及时查处违法行为，维护献血者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设立献血关爱公益性专项资金，用于对献血者的关爱和无过错用血感染人员的救助。具体办法由省卫生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红十字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积极献血或者在献血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凭相关证件可以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风景区等场所，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诊免交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关爱献血者的具体措施。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村（居）民委员会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开展献血动员、组织工作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献血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按照规定管理、使用献血工作经费的；
（二）泄露献血者个人信息的；
（三）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雇佣犯罪在我国大量出现，频频见诸于报端，其社会危害与影响也越来越大，而目前社会上的此类恶性案件还呈上升趋势，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已涉足于此。由于采用雇佣的方式进行犯罪具有隐蔽性，既可以达到一定的非法目的，又不用自己出面动手，从而可以避人耳目，甚至逃避法律的制裁，因而受到许多犯罪分子的青睐。因此对这种犯罪形式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分析其特征，并进而探讨司法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雇佣犯罪的界定

　　（一）雇佣犯罪的概念

　　对雇佣犯罪的定义，中外刑事立法尚无明确的界定，一般只是对雇佣双方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作出规定。我国古代“唐律”在《斗论篇》中规定：“雇人杀人伦，清造意为首，受雇加功者为从。”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60条第一款规定，“凡以馈赠、约许、威胁、利用权势、奸诈教唆或指使他人犯罪或轻罪者，应以重罪或轻罪处罚。”明确将典型的雇佣犯罪规定在教唆犯的条款中。《俄罗斯刑法典》第111条第2款第4项规定“严重损害他人健康，受雇于人，处3年以上8年以下剥夺自由刑”，规定了受雇人的刑事责任。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雇佣犯罪，目前在刑法理论界有关雇佣犯罪的涵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1）雇佣犯罪是指一方以提供报酬为条件，要求另一方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2）雇佣犯罪是指雇主与受雇人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雇主一方提供一定报酬，受雇人一方接受报酬并为其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犯罪形式。（3）雇佣犯罪是以金钱关系为基础，由雇佣者出资收买受雇者，受雇佣者按照雇佣者的旨意所实施的犯罪。（4）雇佣犯罪是指雇主与受雇人事先就某种犯罪达成协议，约定由雇主事前或事后给付报酬为条件，受雇人为其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一种共同犯罪形式。

　　上述观点虽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太准确。第一，这些观点都认为雇主为受雇者提供的是金钱和财产性利益，但在实际案件中，雇主为受雇人提供的利益不仅限于这些，还包括安排工作、提供晋级、解决户口、提供色情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显然，这些利益也应当纳入雇佣犯罪中双方约定的利益范围。第二，有的雇佣案件中，雇主除雇请他人外自己也亲自参与实施犯罪，有的雇主甚至在共同实施行为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而受雇人仅起次要作用。第三，应当承认雇佣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上述前三种观点均未指出。因此，雇佣犯罪是指雇主以提供某种利益为条件，雇请他人按雇主的意图，单独实施或与雇主共同实施犯罪，从而获得约定利益的一种共同犯罪形式。其中，提供利益，要求他人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一方为雇主，它不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等其他单位；受他人指派实施犯罪行为并取得利益的一方为受雇人。

　　（二）雇佣犯罪的特征

　　根据我们对雇佣犯罪的定义的分析，雇佣犯罪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1、法律特征

　　从刑法学理论的角度来看，雇佣犯罪属于共同犯罪。因而它具备共同犯罪的特征。首先在主体上，构成雇佣犯罪在主体上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即雇主和受雇人。这里雇主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自然人，而受雇人则必须是自然人。当雇主为自然人时，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受雇人也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如果双方有一方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则只能以另一方的单独犯罪论处。其次，在主观方面，雇佣双方在实施犯罪前就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即雇佣双方通过意思联络，明知自己和他人共同实施的犯罪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有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这在理论上称为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再次，在客观方面，雇佣双方具有共同犯罪行为。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雇主雇请受雇人单独实行犯罪，理论上属于复杂的共同犯罪，即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一定分工的共同犯罪。另一种情况是雇主除了雇请他人实施犯罪之外，还亲自参与犯罪。这在刑法理论上属于简单的共同犯罪，即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犯罪行为。无论哪种情况，雇主和受雇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犯罪事实，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构成一个共同犯罪有机体。第四，在其犯罪客体方面，雇佣犯罪所要侵犯的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这里的第三方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既可以是人身权利，又可以是财产权利。

　　2、事实特征

　　在司法实践中，雇佣犯罪案件表现出以下明显的特征。①雇主与受雇人主体身份的特殊性。雇主一般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或占据较大的权力。如原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局局长徐建设，淮阳县粮食局局长郝瑞端等。受雇人大多处于相对低下的社会阶层。如无业游民、辍学青少年、刑满释放人员，也有为谋取暴利的职业杀手。②从雇主和受雇人的动机来看，雇主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主要有受利益驱动的牟利动机，泄愤解恨的报复动机等，而受雇人则一般具有贪财牟利的动机。③犯罪行为的预谋性、暴力性和隐蔽性。雇佣犯罪不是突发的犯罪，为保证犯罪得逞，雇主一般都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挑选合适的人选，并会把被害人的生活规律等信息传递给受雇人，与受雇人一起策划犯罪方案，提供犯罪工具、方法等。有时，雇主一般并不直接雇佣凶手，而是隐蔽在幕后策划，将其犯罪意图通过中间人向受雇人传递，使得双方的身份很隐蔽。同时受雇人常常使用暴力，使得案件具有很强的暴力性，而且由于犯罪筹划周密，行为人很容易得逞。

　　（三）雇佣犯罪的种类及犯罪主体的角色认定

　　根据雇主是否参与犯罪的实施，可以把雇佣犯罪分为纯粹的雇佣犯罪和不纯粹的雇佣犯罪。所谓纯粹的雇佣犯罪，即雇主只实施了表授意图的行为，提供或允诺给受雇人某种利益，具体的犯罪行为由受雇人独自完成。这是雇佣犯罪的典型表现形式，雇主直接以利益为诱饵，在一些人邪恶的心灵中播下罪恶的种子，产生了犯意，从而能为自己所利用，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在整个犯罪实施过程中，受雇人的犯罪行为都在雇主意志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在纯粹的雇佣犯罪中，雇主实际上是教唆犯。所谓不纯粹的雇佣犯罪是指雇主不仅实施了雇佣他人的行为，而且，还亲自参与犯罪活动的实施。这其中包括两种情况：雇主参与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或雇主参与实施构成要件以外的其它行为。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纯粹的雇佣犯罪和不纯粹的雇佣犯罪中，雇主实施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以外的行为这种状态下，受雇人独自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他的行为是真正实际产生犯罪危害结果的有效行为，对共同犯罪起决定性的影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在雇主也参与实施犯罪构成要件行为时，可能由雇主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行为或主要行为或直接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受雇人是在雇主的再三利诱、胁迫下实施犯罪行为，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受雇人只实施一小部分实行行为，严重后果由雇主直接造成或实施的行为本身属于次要地位，如准备犯罪工具、制造犯罪有利条件、事后隐匿罪证等，这时受雇人是次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也就是说，在雇佣犯罪中，雇主在通常情况下是教唆犯，也可以是组织犯、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大半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少数情况下是从犯。

　　二、雇佣犯罪的形态

　　雇佣犯罪是一种共同犯罪，各共犯之间形成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在通常情况下，各共犯之间的共同故意是明确的，即他们（包括雇主和受雇人双方）对于危害结果，具有确定的而且是双方一致的认识，并都强烈地希望和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定罪比较容易。但在某些场合，在共同的犯意形成之后，雇佣双方由于受到个人心理素质、自控能力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其在身处“此情此境”之中，需要针对后来共谋的犯意，做出调整修正或改变，在此种状况下，雇佣双方的实际行为，可能与最初预谋的犯罪行为有差异，会出现“不及”或“过剩”的情况。从司法实践来看，雇佣犯罪的结果无外乎有以下几种基本情形：一是受雇人按雇佣人意图或要求完成了犯罪行为。二是受雇人未按雇主意图和要求去实施犯罪或实施的行为没有达到雇佣人所要求的程度。如雇佣人要求重伤他人而受雇人仅轻伤或轻微伤他人等。三是受雇人超过了雇佣意图或雇佣人所要求范围或程度又实施了另一种犯罪或者实施的犯罪行为超出了雇佣人要求的程度。如雇佣人要求伤害而受雇人却实施了强奸，或雇佣人要求重伤他人而被雇佣人却杀死他人等。这三种情形也就构成了雇佣犯罪的三种形态，即未完成形态、完成形态和实行过限。

　　（一）完成形态

　　所谓雇佣犯罪的完成形态，即受雇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后果与雇主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一致，此时犯罪结果符合雇主的要求，达到雇主的目的。这属于雇佣犯罪中最简单也最无争议的情况，这里不作过多表述。

　　（二）未完成形态

　　雇佣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多表现为犯罪结果小于雇主的要求的情形，这往往是由于受雇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确的重伤故意，客观上已开始实行故意重伤行为，只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才未能造成重伤的结果。对于未完成形态，实践中还有以下两种情形需要特别注意。

　　三、雇佣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对于雇佣犯罪，必须根据雇主和受雇人双方地位以及具体的犯罪形态来认定刑事责任。

　　（一）根据受雇人的角色地位确定刑事责任

　　首先，在雇佣犯罪案件中，雇主与受雇人究竟属于共同犯罪的哪一类，现在鲜有论及，有所涉及者也大多将雇主划分到主犯或教唆犯一类，由于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人均将雇主的出钱雇人行凶的行为纳入教唆犯的利诱行为中。

　　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是指诱导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是教唆犯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在多数雇佣犯罪中，雇主雇佣他人实施伤害行为往往是有明确的侵害对象，而且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极大的冲突。雇主之所以情愿出资，甚至出巨资雇人犯罪，一是为了保全自己，隐蔽性强；二就是为了除掉自己的“眼中钉”，从而达到心理平衡，满足自己的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欲望。因此，雇主不可能仅仅是引起他人犯罪意图就撒手引退，置之不理，而是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因而就会采取种种行动或创造合适的作案时机，或催促雇人行动，或采取其他方法以尽早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与教唆犯的教唆行为相差甚远。在雇佣犯罪案件中，雇主和受雇人通常是以组织犯和实行犯的身份出现，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