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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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
苏州市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
（2007年8月21日苏州市人民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7年9月4日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99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市政府对现行有效的规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现决定废止下列规章：
一、苏州市土地监察暂行规定（1995年12月4日施行，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8号）
二、苏州市乡镇渡口管理办法（1995年12月18日施行，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0号）
三、苏州市公路路政管理规定（1997年3月11日施行，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3号）
四、苏州市水产种苗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7月1日施行，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号）
五、苏州市机动车、助力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1999年9月1日施行，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
六、苏州市人才市场管理办法（2000年12月1日施行，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
七、苏州市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办法（2002年10月1日施行，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8号）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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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新论
张兆松
97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97刑法对渎职罪的主体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刑法规定，除了刑法第398条所规定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既可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主体以外，都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于渎职罪主体的争论也是围绕着如何理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展开的。
一、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的争议
要正确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首先要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涵。只有科学地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涵才能对渎职罪主体范围作出合理的界定。关于渎职罪的本质特征，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的认识，理论和实务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至今仍观点纷呈，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1．“身份说”
“身份说”认为，职务犯罪是一种身份犯，身份犯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份才能构成犯罪。所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这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故主张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具有上述资格身份来确定。最早倡导“身份说”的是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全国人大常委会1995年2月28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12条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在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在上述审判解释中，对什么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并不明确。根据法院内部解释，所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指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即必须根据国家组织人事部门的有关规定，正式列入国家干部编制序列的人员。 而干部身份的认定，主要是标准是：是否填写过国家统一制定的《干部履历表》，是否经县以上组织人事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是否经国家正式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军转干部，在单位是否有编制等。按照该观点，不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即使在国有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如厂长、经理等)，仍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以“国家干部身份”为判断标准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审判机关的通说。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中必然推导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根据该说，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否则，不管行使何种职权，只要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就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长会议《关于教师能否成为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主体问题》的纪要认为，刑法第418条所规定的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校的教师属于文教事业单位人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不能成为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的构成主体；教师接受委托或者聘请担任考试监考员等与招收学生相关职务的，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同样不能成为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的犯罪主体。可见，97刑法实施后，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仍固守“身份说”。
2．“公务说”
“公务说”（有的学者又叫“职能说”）认为，衡量是否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以是否从事国家机关公务为标准。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主张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均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行为人的职业不是从事公务就不构成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观点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所认可。199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12条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和军队工作的人员；2、在国家各类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3、国有企业中的管理工作人员；4、公司、企业中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或者委派的管理人员；5、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6、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该《通知》旨在强调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及“管理职能”，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务论。按照该观点，凡是在国家企业或受国有企业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管他本身是否具有国家干部身份。97刑法颁布后，“公务说”得到不少同志的赞同。如有的学者认为，从修订刑法第93条可看出，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三类人员与以往相比，更加明确地强调这四类人员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见，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3．“身份与公务兼具说”
“身份”和“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两大要素，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机整体。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从事公务便无从说起。换句话讲,“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公务。而“从事公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如果抽去这一实质性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不复存在。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问题上，“身份”和“公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4、“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
该说认为，关于渎职罪的本质特征，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所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新公务论”将其学说概括为“‘三三’模式”。模式一：法定身份＋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二：经合法授权＋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三：受有权机关委托＋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三者合一，即为“资格＋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这是统帅渎职罪主体的灵魂，也是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的基本标准。
二、现行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界定的缺陷
笔者认为，上述诸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下面试对各种观点加以辨析，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质特征加以探讨。
“身份论”之所以被高法所采纳和坚持，在于其确有某些合理之处，表现在：(1)国家干部制度是我国人事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建国以来，我国始终以是否是国家干部来划分人的身份。改革开放以后，人事制度虽然有了重大变革，但干部制度仍直接影响当前的人事制度。国家干部无论其职权是否来自国家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公务性质如何转换，只要人事管理关系不变，就仍保留干部身份。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在调动、任免、聘用等方面比不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占优势。从改革方向看，国家干部制度在较长时期内还会存在。(2)从限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看，“身份论”严于“公务论”。从缩小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突出职务犯罪打击重点来看，这一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总体而言，“身份论”不符合修订刑法的立法精神，与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不相吻合，从实践看不具有合理性。
首先，从我国刑事立法过程看，立法机关没有用是否具有国家干部身份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国家干部制度是党管干部政策的具体表现。国家干部始终由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批准和管理。但无论是原刑法，还是修订后的刑法，立法机关始终没有把干部这一概念纳入法律的视野。79刑法第83条及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均采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新刑法承袭原刑法的这一规定。刑法修订时，高法解释已实施一年多，如果“身份论”确实合理科学，理应会得到立法机关的重视。何况在讨论修订刑法时，高法一直主张应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从刑法修订结果看，高法的观点并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1997年3月6日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王汉斌副委员长在《关于(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有些同志主张应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考虑到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经手管理着国家财产，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的现象比较严重，草案原则上维持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从立法解释可以看出，“身份论”不符合立法精神。如果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因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作出新的规定，高法对其作限制性解释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新刑法实施以后，高法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就有违法之嫌了。
其次，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企分开也要经过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就国有企业而言，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不少国有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还明显受政府行政行为的干预。一些行政性或垄断性公司、企业的行政管理职能难以在短期内取消。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是转轨时期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为了有效地保护国有资产，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从严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并且，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企事业单位中的用人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和干部的界限已被打破，一大批不具有干部身份的职工通过招聘、竞聘、民主选举走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岗位，而一些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则被淘汰出管理岗位，有的则下岗待业。如果同样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有资产，有干部身份的人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而没有干部身份的人则适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按照按照现行立法规定，对这些人只能定职务侵占罪（最高刑是有期徒刑15年，定罪起点标准是5千元至2万元）。而那些虽有干部身份却只从事一般管理工作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则应定贪污罪（最高刑是死刑，定罪起点标准是5千元）。二者同属企业管理人员，但罪名不同，量刑悬殊，显失公平。这显然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
再次，从司法实践看，“身份论”缺乏合理性。如被告人陈拥军侵占案。被告人陈拥军系湖南省石门县化肥厂（国有企业）出纳，他于1988年5月至1991年11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收入不入账、偷支本厂在银行的存款、监守自盗等手段，先后作案62次，侵吞公款1756551.94元。罪行暴露后，销毁部分单据后携带公款5.4万元潜逃，后被抓获归案。陈系国有企业出纳，当属企业管理人员。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有资产数额特别巨大，1994年3月、1994年6月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按照贪污罪判处其死刑，后报请最高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后认为，“第一、第二审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硬实充分，这《审判程序合法。本案在报请复核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已经颁布并且施行，被告人陈拥军身为国企职工，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这种行为在《决定》施行前，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1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贪污罪，并应当依照补充规定的第2条处罚。《决定》第10条把公司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吞公司财物的行为，另行规定为侵占罪。第1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犯侵占罪的，也适用《决定》。贪污罪的处刑比侵占罪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当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应当适用新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3月26日改判，被告人陈拥军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即依照“身份论”对被告人陈拥军定罪处罚。这种改判缺乏合理性。司法实践证明，在企事业单位中以是否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划分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利于惩治犯罪，势必会造成对渎职犯罪打击不力和执法不平衡的情况。
“身份说”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是一种违法解释，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身份说”一直持有异议，但因为审判机关具有最终的定罪权，检察解释实际上失去效用，致使“身份说”在司法实践中被违法适用多年，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
“公务说”较好地把握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有利于打击犯罪，比较符合我国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但是从实践看，“公务说”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第一，“从事公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特征，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必然与后者有相异之处，该说往往不加以区分，这在修订刑法将渎职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后，该说难以正确划分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界限。第二，该说片面强调了从事公务的渎职罪主体内涵，忽略了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即从事公务的合法性来源。若以此推定渎职罪的主体范围，势必造成所有从事公务的人无论是否具有合法资格，都可能构成渎职犯罪。如持“公务说”的同志一般都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性组织的人员，部分行政机关的直属事业单位以及诸如烟草专卖局（公司）、粮食局（公司）、盐业局（公司）等“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单位统统纳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 可见，“公务说”有将渎职罪主体主体泛化的倾向。再说，“公务说”虽被检察机关所肯定，但往往不被审判机关所认可，而审判机关具有最终的定罪权，致使一些案件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最终难以定罪处罚，这不仅损害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而且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是近年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但对这一观点，笔者持有异议。第一，该说将渎职罪主体所必须具备的“从事公务”，理解为所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值得商榷。第二，该说将“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作为构成渎职罪的要件之一。所谓“以职务名义”，其形式表现为以职务的名义而非个人或本单位的名义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那么什么是“以职务名义”？“以职务名义”与以“个人或本单位的名义”如何区分？等问题，“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都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说。该说在实践中既不利于把握渎职罪的本质特征，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身份与公务兼具说”与“公务说”相比具有更多的合理性。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但对公务和身份的含义还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三、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新界说
笔者曾一度赞同“公务说”。 但随着认识的深入，深感“公务说”仍有待重新认识。笔者认为，对渎职罪法律特征的界定，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的理解，不能单从身份或公务某个方面着手，而应当结合身份和公务两个方面来作理解。其中身份是形式要件，“从事公务”是本质要件。
首先，从形式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从事公务的身份或资格。其次，从本质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从事公务。“从事公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从事公务”是指依法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行为。“从事公务”问题，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着重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加以探讨。
笔者认为，取得职务身份是行为人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必要条件和途径。从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须先取得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合法资格。而获取合法资格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或者说途径。诸如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产生办法、职权等、一些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法律法规授权或者直属行政单位委托取得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资格、一些非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通过聘用取得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资格等这些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式特征。
（一）渎职罪主体身份要件的法律依据
从形式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从事公务的身份或资格。这是行为人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这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这种身份，就没有资格从事公务。
持“公务说”的同志认为，“从刑法第93条的规定可看出，立法上并未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具备正式身份，而只确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即可。” 笔者认为，如果说必须具有正式身份才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当然不当，但如果说身份问题可有可无，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妥的。从立法规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国际公约中我们都难以得出身份问题在认定渎职犯罪中无关紧要的结论。
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征是：1、他必须在国家机关中工作。2、他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既然在国家机关中工作，那他就必然具备一定的身份。目前国家机关中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就以审判机关来说，不少法院内部人员结构相当复杂，其中有法官和非法官之分，在非法官中，又有事业编制的和职工编制的区分。在职工编制中又有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划分。但不管编制如何，也不论是从事公务还是劳务，只要在法院工作，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其从事具体工作的前提。一个不具有任何身份的人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2002年12月28日制定颁布的《关于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立法解释增加了三类渎职罪主体。在第一、第二类主体中，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应当是“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以及“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受国家机关委托”是行为人从事公务的身份资格来源。而第三类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已经具备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式和实质特征，立法解释实际上只是对“编制”这一中国特色的人事问题进行了明确，即行为人是否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对渎职罪主体的认定没有影响。而要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即使不是在编人员，也须有相应的身份，没有相应身份是不能从事任何公务活动的。
在《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出台之前，两高曾先后颁布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对渎职罪主体作出规定。在这些规定中，也或多或少地强调了身份的重要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5月4日给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关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属行政执法事业单位的镇财政所中按国家机关在编干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履行政府行政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10月31日给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属工人编制的乡（镇）工商所所长能否依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指出：“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经人事部门任命，但为工人编制的乡（镇）工商所所长，依法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时，属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如果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适用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1月2日《关于工人等非监管机关在编监管人员私放在押人员和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工人等非监管机关在编监管人员在被监管机关聘用受委托履行监管职责的过程中私放在押人员的，应当依照刑法第400条第1款的规定，以私放在押人员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400条第2款的规定，以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始终执行“公务说”，但在上述规定中，它也强调行为人须具有“在编干部管理的工作人员”、“经人事部门任命”、“被监管机关聘用”等身份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9月14日给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的人员、狱医能否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受委托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400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不负监管职责的狱医，不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的主体。但是受委托承担了监管职责的狱医，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400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批复》也规定行为人须具备“受委托”身份，而履行监管职责的，才能以渎职案定罪处罚。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政府2003年12月10日签署，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批准）第2条规定：本公约所指的“公职人员”系指：“1.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2.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3.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但就本公约第二章所载某些具体措施而言，‘公职人员’可以指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人员。”根据这一规定，再结合《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的有关内容，就可以发现，《公约》的规定，否定了“身份论”，而在“公务论”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即把“资格身份”和“从事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格身份”和“从事公务”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从事公务”必须以取得相应的资格身份为前提。
总之，根据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我们仍然可以得出：渎职罪主体是需要具备身份条件的。即行为人要构成渎职罪除必须具备“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外，还必须同时具备在特定的单位、机构、组织中任职或者以特定的方式“从事公务”的形式特征。当然，这种身份不是指必须具备“身份说”所强调的干部身份。
（二）渎职罪主体身份的取得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通过一定的形式依法取得从事行使国家管理、公共管理职权资格的人员。这种身份的取得必须具有合法性。
根据我国法律、立法解释以及司法解的规定，从事公务资格的取得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第一种是由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
这一类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严格意义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我国宪法第三章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在这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法》的出台，为我们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供一个简明的标准：如某人已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那么他就取得了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资格。
2．第二种是由法律、法规授权。
这类人员本身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使国家管理职能。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除国家机关外，一些非国家机关组织也行使着国家管理职能。这主要有以下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某些法律、法规直接规定某些非国家机关组织在某些领域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如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和保监会都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并不是国家机关，但两者根据《证券法》、《保险法》的授权规定，行使行政监督管理职权。从该角度说，中国证监会和保监会在编制序列上是事业单位，但因其在行使具体管理职权时，又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属于具有行政职责的事业单位。
第二种是在机构改革中，有些国家机关被调整为事业单位，但仍然保留着某些国家行政管理职权。例如，国家知识产权局、气象局、地震局等单位，都是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但是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它们在相关行业仍具有行政管理职权。
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其工作人员经录用、任命等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
3．受国家机关委托。
受国家机关委托的情形，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有关组织接受国家机关的委托。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令第104号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8年9月4日市人民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市 长：毛小平
二○○八年九月九日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无锡硕放机场（指民用机场，以下简称机场）地区的管理，促进机场的建设和发展，保障机场的安全运行和正常秩序，维护驻场单位、旅客和货主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机场地区以及与机场运营相关的规划建设、安全保障、净空保护、环境保护等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无锡市空港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空港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无锡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市空港局依照本办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和修订机场总体规划，协调机场规划发展与空港园区的关系；
（二）协调机场发展中与国家民航等部门、有关国际民航组织、机构的关系；
（三）研究与周边地区空港之间的关系，协调空港通航空域与周边空港使用的衔接问题；
（四）协调有关部门推进机场的基本建设项目；
（五）负责机场净空安全保障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无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是机场的运营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机场的建设、运营和安全管理，具体承担以下职责：
（一）引进社会商业组织参与经营和发展机场服务，适应民航客货运输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为承运人、旅客、货主等机场使用者提供安全、公平、优质的服务；
（三）制订机场内各项管理规则并组织实施；
（四）负责机场控制区的安全和管理，维护机场地区的安全和正常生产秩序；
（五）承担机场范围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护卫、消防、净空和市容环境卫生保护等责任，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机场地区外的环境保护和净空管理工作；
（六）参与编制、修订机场总体规划，并按照机场总体规划和安全要求对驻场单位在机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机场地区的管理应当遵循统一、安全、高效、规范的原则。
第二章 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
第七条 机场总体规划应当按照民用机场的技术标准，适应本市民用航空运输事业的发展需要，符合本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第八条 机场的建设应当符合机场总体规划要求，符合机场飞行安全、口岸、环保、消防、安全保卫等有关规定。
第九条 依法获准使用机场规划用地的，应当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确需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建（构）筑物使用性质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未经规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将其使用的土地及其建（构）筑物、设施出租、转让或者改作他用。
第十条 在机场地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应当征求市空港局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机场地区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在机场地区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征求市空港局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并向有关部门办理相关审批、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机场地区的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负责其所使用土地范围内道路、环境保护、环境卫生、绿化等设施的建设、养护与维修。
机场的围界设施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设置和维修。
第十三条 机场总体规划中应当合理确定机场地区范围、机场规划用地范围、机场控制区范围以及机场未来专用区域、附属设施区域发展用地的范围。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对机场的运行安全实施统一管理，负责机场安全、正常运行的组织和协调，并承担下列责任：
（一）负责建立健全机场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机场安全运行规章制度，保障机场安全正常运营；
（二）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三）制定并实施机场应急救援预案；
（四）依法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五条 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维护机场的运行安全，发生影响机场运行安全情况的，应当立即报告机场运营管理机构。
第十六条 机场控制区和其内部功能区的范围及其通道的划定或者调整，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机场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决定。
机场控制区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标志的设置与维护，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
第十七条 进入机场控制区的人员、车辆，应当出示有效的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在限定的区域内活动，并接受警卫人员的检查和管理。
第十八条 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的通行证件，由所属使用单位向机场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由机场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发。机场公安部门制定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通行证件核发和使用管理规定时，应当征求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十九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安全检查工作。
航空货物、航空邮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或者对其采取国家规定的其他安全措施，航空旅客及其携带的行李物品在登机前应当接受检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持有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的工作人员（包括机组人员）携带物品进入机场控制区的，应当经安全检查后从专用通道进入。
第二十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行为：
（一）攀（钻）越、损毁机场防护围栏及其他安全防护设施；
（二）在机场控制区内狩猎、放牧、晾晒谷物、教练驾驶车辆；
（三）无机场控制区通行证进入机场控制区；
（四）随意穿越航空器跑道、滑行道；
（五）强行登、占航空器；
（六）谎报险情，制造混乱；
（七）扰乱机场秩序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机场地区范围内的建设应当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对违反建设操作规程，影响飞行安全的行为，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进行劝阻，并报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做好机场净空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拟定应急援救预案，经市空港局审核后，报民航安全管理部门和市政府审定后发布。
应急援救预案应当明确规定应急救援程序及有关救援单位的救援职责，确保救援行动能够迅速有效地实施。
有关救援单位应当按照机场应急援救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的应急救援实施方案，并通报机场运营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成立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民航安全管理部门、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及其驻场单位、急救医疗机构等单位组成的机场应急救援机构，并负责其日常工作。
机场应急救援机构负责救援现场的统一指挥和协调，有权调动有关救援单位进行应急救援。有关救援单位应当服从应急救援机构的指挥。
第二十五条 机场内各单位、部门应当建立防火责任制，落实防火责任人，严格按照消防规定配置消防器材、设备、设施及消防安全标志，经常检查保养，确保消防器材、设备、设施完好有效，并接受公安消防部门的监督检查。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设立专职消防队，机场内各有关单位应当组建义务消防队，并按照国家规定配备人员和装备。机场消防组织应当接受民航安全主管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的业务指导，在机场发生消防应急救援事项时统一接受调度。
第二十六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定期组织紧急救援演练，有关驻场单位应当参加。综合性救援演练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制定方案，经市空港局审核后报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机场地区出现航空器失事、航空器空中故障、爆炸物威胁、失火、非法干扰航空器运行、传染病疫情和放射性物质污染以及生物、化学物质侵害等严重威胁航空器、人员和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应当向机场运营管理机构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可以根据紧急援救预案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决定机场地区处于应急救援状态，通报各救援单位和市应急指挥中心，并立即向市政府报告。
各有关单位接到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紧急情况通报后，应当按照应急预案迅速实施救援行动。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机场各项生产运营活动的统一协调管理。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与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配备侯机、饮食、停车、医疗急救等设施，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
机场候机楼应当为旅客提供航班显示、休息场所和问询服务，并提供餐饮、邮电通信、银行、医疗救护、失物认领、行李寄存等服务。
第三十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应当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共同保证航班正常运行。
由于航班延误或者取消，造成旅客、货物滞留的，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协助有关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做好应急服务和善后处理工作，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航空运输企业及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三十一条 在机场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遵守机场服务规范，不得危害机场安全和航空器运行安全。
第三十二条 机场服务收费应当执行民航主管部门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
国家民航主管部门和国家、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未确定的收费项目或者收费标准，其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报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第五章 协调管理
第三十三条 机场口岸的建设和管理应当纳入全市口岸建设总体规划。
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机场口岸驻场查验单位提高通关效率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
驻场查验单位会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依法制定具体的查验办法，合理设置流程，并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施、设备，为旅客、货主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第三十四条 市口岸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口岸办）负责机场口岸的日常管理，督促、协调出入境检查机构做好出入境人员、交通工具、货物和行李物品的查验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五条 市口岸办负责对下列口岸查验工作进行协调：
（一）组织召开机场口岸工作联席会议，协调口岸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向市政府报告；
（二）对出入境检查机构之间有关查验工作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仍有争议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并先予执行；
（三）对口岸管理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者紧急情况，及时进行协调并妥善处理。
第三十六条 市空港局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召集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驻场单位研究解决机场运行和业务发展中需要协调的问题。
各驻场单位应当互相配合。对相关单位不履行职责，造成工作失误等行为有责任提出改进建议，或者提交市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第三十七条 市空港局应当会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组织、协调全市性重大或者重要外事活动在机场地区内的接待工作，有关驻场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八条 驻场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结合机场工作特点，按照方便旅客、方便货主、方便友邻单位和便于操作的原则，制定本单位的业务工作流程；涉及与其他单位交叉的事项，应当与相关单位共同商定。
第三十九条 驻场单位应当以保障机场航班的正常、正点运作为工作宗旨，严格遵守工作制度、要求和程序，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机场正常运作或造成航班延误。
第四十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有关驻场单位通告航班信息及保障服务要求，相关单位在接到通告后，应当认真组织执行。 各有关单位应当落实人员日夜值守，与机场运营管理机构保持有效的联络，保证机场正常开放，保证完成突发性备降等特殊保障任务。
第四十一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与空军硕放场站建立良好、稳定的工作协调机制，并就军民合用机场相关事宜签订保障协议，确保机场正常运行。
第四十二条 市空港局、市口岸办、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驻场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公布接受投诉的电话、时间、地点和方式。
市空港局应当对机场运营管理机构、驻场单位处理投诉的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提出监督建议并督促改进。
第六章 交通和环境管理
第四十三条 机场及其周边区域内的交通运输应当纳入城市总体交通规划，做到布局合理、方便快捷、标志清晰，保障机场区域内各项公共交通设施满足航空客流的需要，为旅客提供安全、便利、快捷、舒适的机场公共交通服务。
第四十四条 有关公共客运单位应当根据机场运营的实际需要，及时开辟机场公共客运线路、调整客运车辆的投放。
第四十五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标准和机场的实际需求，在机场内设置固定的公共停车场地。
进入公共停车场地的机动车辆，应当遵守有关停车场地的管理规定。
第四十六条 在机场地区设置宣传牌、指示牌、霓虹灯、户外广告等设施的，除应当保持整洁和功能完好外，还应当符合净空条件，不影响航空器的运行安全。
严禁未经批准搭建各类构筑物和广告位。
第七章 罚 则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城市规划、市场管理、出租汽车管理、绿化管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环境保护、建设工程管理等规定的，由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理。
对于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发现后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告知或者移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破坏机场地区内治安秩序、影响民用航空安全、违反消防和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九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定义：
（一）机场地区，是指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的机场专用区域，包括机场围墙、围栏或者其他围界设施以内的区域以及围界设施以外的专用区域；
（二）机场规划用地，是指经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依法划定的土地，包括导航、通讯台（站）等及其相关附属设施的土地；
（三）机场控制区，是指根据安全需要在机场内划定的进出受到限制的非公共区域，包括候机隔离区、航空器活动区等区域；
（四）机场净空，是指为保障民用航空器的运行安全，根据民用航空法律、法规和民用航空技术标准规定的机场障碍物限制图要求划定的空间范围和机场通信、导航台（站）的环境要求；
（五）驻场单位，是指在机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张兆松
97刑法关于渎职罪主体的规定，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97刑法对渎职罪的主体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刑法规定，除了刑法第398条所规定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既可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主体以外，都是特殊主体，即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于渎职罪主体的争论也是围绕着如何理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展开的。
一、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的争议
要正确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首先要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涵。只有科学地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涵才能对渎职罪主体范围作出合理的界定。关于渎职罪的本质特征，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的认识，理论和实务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至今仍观点纷呈，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1．“身份说”
“身份说”认为，职务犯罪是一种身份犯，身份犯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份才能构成犯罪。所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身份，这是从事公务的前提，故主张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具有上述资格身份来确定。最早倡导“身份说”的是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全国人大常委会1995年2月28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12条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在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包括受国有公司、国有企业委派或聘请，作为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在上述审判解释中，对什么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并不明确。根据法院内部解释，所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是指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即必须根据国家组织人事部门的有关规定，正式列入国家干部编制序列的人员。 而干部身份的认定，主要是标准是：是否填写过国家统一制定的《干部履历表》，是否经县以上组织人事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是否经国家正式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军转干部，在单位是否有编制等。按照该观点，不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即使在国有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如厂长、经理等)，仍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以“国家干部身份”为判断标准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审判机关的通说。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论中必然推导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论。根据该说，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否则，不管行使何种职权，只要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就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长会议《关于教师能否成为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主体问题》的纪要认为，刑法第418条所规定的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校的教师属于文教事业单位人员，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不能成为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的构成主体；教师接受委托或者聘请担任考试监考员等与招收学生相关职务的，并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同样不能成为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的犯罪主体。可见，97刑法实施后，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仍固守“身份说”。
2．“公务说”
“公务说”（有的学者又叫“职能说”）认为，衡量是否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以是否从事国家机关公务为标准。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主张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均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行为人的职业不是从事公务就不构成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观点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所认可。199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12条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和军队工作的人员；2、在国家各类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3、国有企业中的管理工作人员；4、公司、企业中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或者委派的管理人员；5、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6、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该《通知》旨在强调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及“管理职能”，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务论。按照该观点，凡是在国家企业或受国有企业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管他本身是否具有国家干部身份。97刑法颁布后，“公务说”得到不少同志的赞同。如有的学者认为，从修订刑法第93条可看出，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三类人员与以往相比，更加明确地强调这四类人员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可见，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3．“身份与公务兼具说”
“身份”和“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两大要素，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机整体。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从事公务便无从说起。换句话讲,“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公务。而“从事公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如果抽去这一实质性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不复存在。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问题上，“身份”和“公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4、“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
该说认为，关于渎职罪的本质特征，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所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新公务论”将其学说概括为“‘三三’模式”。模式一：法定身份＋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二：经合法授权＋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模式三：受有权机关委托＋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三者合一，即为“资格＋职责权限＋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这是统帅渎职罪主体的灵魂，也是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的基本标准。
二、现行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界定的缺陷
笔者认为，上述诸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下面试对各种观点加以辨析，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质特征加以探讨。
“身份论”之所以被高法所采纳和坚持，在于其确有某些合理之处，表现在：(1)国家干部制度是我国人事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建国以来，我国始终以是否是国家干部来划分人的身份。改革开放以后，人事制度虽然有了重大变革，但干部制度仍直接影响当前的人事制度。国家干部无论其职权是否来自国家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公务性质如何转换，只要人事管理关系不变，就仍保留干部身份。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在调动、任免、聘用等方面比不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占优势。从改革方向看，国家干部制度在较长时期内还会存在。(2)从限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看，“身份论”严于“公务论”。从缩小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突出职务犯罪打击重点来看，这一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总体而言，“身份论”不符合修订刑法的立法精神，与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不相吻合，从实践看不具有合理性。
首先，从我国刑事立法过程看，立法机关没有用是否具有国家干部身份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国家干部制度是党管干部政策的具体表现。国家干部始终由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批准和管理。但无论是原刑法，还是修订后的刑法，立法机关始终没有把干部这一概念纳入法律的视野。79刑法第83条及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均采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新刑法承袭原刑法的这一规定。刑法修订时，高法解释已实施一年多，如果“身份论”确实合理科学，理应会得到立法机关的重视。何况在讨论修订刑法时，高法一直主张应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从刑法修订结果看，高法的观点并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1997年3月6日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王汉斌副委员长在《关于(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有些同志主张应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考虑到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经手管理着国家财产，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的现象比较严重，草案原则上维持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从立法解释可以看出，“身份论”不符合立法精神。如果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因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作出新的规定，高法对其作限制性解释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新刑法实施以后，高法仍坚持原来的观点，就有违法之嫌了。
其次，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企分开也要经过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就国有企业而言，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不少国有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还明显受政府行政行为的干预。一些行政性或垄断性公司、企业的行政管理职能难以在短期内取消。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是转轨时期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为了有效地保护国有资产，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从严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并且，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企事业单位中的用人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和干部的界限已被打破，一大批不具有干部身份的职工通过招聘、竞聘、民主选举走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岗位，而一些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则被淘汰出管理岗位，有的则下岗待业。如果同样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有资产，有干部身份的人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而没有干部身份的人则适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按照按照现行立法规定，对这些人只能定职务侵占罪（最高刑是有期徒刑15年，定罪起点标准是5千元至2万元）。而那些虽有干部身份却只从事一般管理工作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则应定贪污罪（最高刑是死刑，定罪起点标准是5千元）。二者同属企业管理人员，但罪名不同，量刑悬殊，显失公平。这显然有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
再次，从司法实践看，“身份论”缺乏合理性。如被告人陈拥军侵占案。被告人陈拥军系湖南省石门县化肥厂（国有企业）出纳，他于1988年5月至1991年11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收入不入账、偷支本厂在银行的存款、监守自盗等手段，先后作案62次，侵吞公款1756551.94元。罪行暴露后，销毁部分单据后携带公款5.4万元潜逃，后被抓获归案。陈系国有企业出纳，当属企业管理人员。他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有资产数额特别巨大，1994年3月、1994年6月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按照贪污罪判处其死刑，后报请最高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后认为，“第一、第二审认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硬实充分，这《审判程序合法。本案在报请复核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已经颁布并且施行，被告人陈拥军身为国企职工，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这种行为在《决定》施行前，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1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贪污罪，并应当依照补充规定的第2条处罚。《决定》第10条把公司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吞公司财物的行为，另行规定为侵占罪。第1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犯侵占罪的，也适用《决定》。贪污罪的处刑比侵占罪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当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时，应当适用新法。”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3月26日改判，被告人陈拥军犯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即依照“身份论”对被告人陈拥军定罪处罚。这种改判缺乏合理性。司法实践证明，在企事业单位中以是否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划分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利于惩治犯罪，势必会造成对渎职犯罪打击不力和执法不平衡的情况。
“身份说”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是一种违法解释，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身份说”一直持有异议，但因为审判机关具有最终的定罪权，检察解释实际上失去效用，致使“身份说”在司法实践中被违法适用多年，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
“公务说”较好地把握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有利于打击犯罪，比较符合我国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但是从实践看，“公务说”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第一，“从事公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共同特征，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必然与后者有相异之处，该说往往不加以区分，这在修订刑法将渎职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后，该说难以正确划分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界限。第二，该说片面强调了从事公务的渎职罪主体内涵，忽略了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即从事公务的合法性来源。若以此推定渎职罪的主体范围，势必造成所有从事公务的人无论是否具有合法资格，都可能构成渎职犯罪。如持“公务说”的同志一般都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性组织的人员，部分行政机关的直属事业单位以及诸如烟草专卖局（公司）、粮食局（公司）、盐业局（公司）等“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单位统统纳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 可见，“公务说”有将渎职罪主体主体泛化的倾向。再说，“公务说”虽被检察机关所肯定，但往往不被审判机关所认可，而审判机关具有最终的定罪权，致使一些案件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后，最终难以定罪处罚，这不仅损害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而且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是近年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但对这一观点，笔者持有异议。第一，该说将渎职罪主体所必须具备的“从事公务”，理解为所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值得商榷。第二，该说将“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或社会管理等公务作为构成渎职罪的要件之一。所谓“以职务名义”，其形式表现为以职务的名义而非个人或本单位的名义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那么什么是“以职务名义”？“以职务名义”与以“个人或本单位的名义”如何区分？等问题，“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都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说。该说在实践中既不利于把握渎职罪的本质特征，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身份与公务兼具说”与“公务说”相比具有更多的合理性。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但对公务和身份的含义还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三、渎职罪主体法律特征新界说
笔者曾一度赞同“公务说”。 但随着认识的深入，深感“公务说”仍有待重新认识。笔者认为，对渎职罪法律特征的界定，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内涵的理解，不能单从身份或公务某个方面着手，而应当结合身份和公务两个方面来作理解。其中身份是形式要件，“从事公务”是本质要件。
首先，从形式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从事公务的身份或资格。其次，从本质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从事公务。“从事公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从事公务”是指依法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行为。“从事公务”问题，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着重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加以探讨。
笔者认为，取得职务身份是行为人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必要条件和途径。从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须先取得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合法资格。而获取合法资格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或者说途径。诸如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产生办法、职权等、一些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法律法规授权或者直属行政单位委托取得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资格、一些非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通过聘用取得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资格等这些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式特征。
（一）渎职罪主体身份要件的法律依据
从形式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从事公务的身份或资格。这是行为人从事公务的前提条件。这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这种身份，就没有资格从事公务。
持“公务说”的同志认为，“从刑法第93条的规定可看出，立法上并未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具备正式身份，而只确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即可。” 笔者认为，如果说必须具有正式身份才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当然不当，但如果说身份问题可有可无，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妥的。从立法规定、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及国际公约中我们都难以得出身份问题在认定渎职犯罪中无关紧要的结论。
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征是：1、他必须在国家机关中工作。2、他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既然在国家机关中工作，那他就必然具备一定的身份。目前国家机关中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就以审判机关来说，不少法院内部人员结构相当复杂，其中有法官和非法官之分，在非法官中，又有事业编制的和职工编制的区分。在职工编制中又有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划分。但不管编制如何，也不论是从事公务还是劳务，只要在法院工作，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其从事具体工作的前提。一个不具有任何身份的人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2002年12月28日制定颁布的《关于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立法解释增加了三类渎职罪主体。在第一、第二类主体中，立法解释明确规定应当是“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以及“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受国家机关委托”是行为人从事公务的身份资格来源。而第三类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已经具备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形式和实质特征，立法解释实际上只是对“编制”这一中国特色的人事问题进行了明确，即行为人是否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对渎职罪主体的认定没有影响。而要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即使不是在编人员，也须有相应的身份，没有相应身份是不能从事任何公务活动的。
在《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出台之前，两高曾先后颁布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对渎职罪主体作出规定。在这些规定中，也或多或少地强调了身份的重要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5月4日给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关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属行政执法事业单位的镇财政所中按国家机关在编干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履行政府行政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10月31日给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属工人编制的乡（镇）工商所所长能否依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指出：“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经人事部门任命，但为工人编制的乡（镇）工商所所长，依法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时，属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如果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适用刑法第397条的规定，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1月2日《关于工人等非监管机关在编监管人员私放在押人员和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工人等非监管机关在编监管人员在被监管机关聘用受委托履行监管职责的过程中私放在押人员的，应当依照刑法第400条第1款的规定，以私放在押人员罪追究刑事责任；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400条第2款的规定，以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始终执行“公务说”，但在上述规定中，它也强调行为人须具有“在编干部管理的工作人员”、“经人事部门任命”、“被监管机关聘用”等身份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9月14日给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的人员、狱医能否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未被公安机关正式录用，受委托履行监管职责的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400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不负监管职责的狱医，不构成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的主体。但是受委托承担了监管职责的狱医，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人员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400条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批复》也规定行为人须具备“受委托”身份，而履行监管职责的，才能以渎职案定罪处罚。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政府2003年12月10日签署，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批准）第2条规定：本公约所指的“公职人员”系指：“1.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2.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3.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但就本公约第二章所载某些具体措施而言，‘公职人员’可以指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人员。”根据这一规定，再结合《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的有关内容，就可以发现，《公约》的规定，否定了“身份论”，而在“公务论”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即把“资格身份”和“从事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格身份”和“从事公务”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从事公务”必须以取得相应的资格身份为前提。
总之，根据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我们仍然可以得出：渎职罪主体是需要具备身份条件的。即行为人要构成渎职罪除必须具备“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外，还必须同时具备在特定的单位、机构、组织中任职或者以特定的方式“从事公务”的形式特征。当然，这种身份不是指必须具备“身份说”所强调的干部身份。
（二）渎职罪主体身份的取得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通过一定的形式依法取得从事行使国家管理、公共管理职权资格的人员。这种身份的取得必须具有合法性。
根据我国法律、立法解释以及司法解的规定，从事公务资格的取得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第一种是由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
这一类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严格意义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我国宪法第三章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在这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法》的出台，为我们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供一个简明的标准：如某人已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那么他就取得了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资格。
2．第二种是由法律、法规授权。
这类人员本身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使国家管理职能。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7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除国家机关外，一些非国家机关组织也行使着国家管理职能。这主要有以下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某些法律、法规直接规定某些非国家机关组织在某些领域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如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和保监会都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并不是国家机关，但两者根据《证券法》、《保险法》的授权规定，行使行政监督管理职权。从该角度说，中国证监会和保监会在编制序列上是事业单位，但因其在行使具体管理职权时，又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属于具有行政职责的事业单位。
第二种是在机构改革中，有些国家机关被调整为事业单位，但仍然保留着某些国家行政管理职权。例如，国家知识产权局、气象局、地震局等单位，都是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但是我国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它们在相关行业仍具有行政管理职权。
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其工作人员经录用、任命等取得从事公务的资格。
3．受国家机关委托。
受国家机关委托的情形，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有关组织接受国家机关的委托。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
市政府令第104号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8年9月4日市人民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市 长：毛小平
二○○八年九月九日
无锡硕放机场地区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无锡硕放机场（指民用机场，以下简称机场）地区的管理，促进机场的建设和发展，保障机场的安全运行和正常秩序，维护驻场单位、旅客和货主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机场地区以及与机场运营相关的规划建设、安全保障、净空保护、环境保护等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无锡市空港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空港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无锡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市空港局依照本办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和修订机场总体规划，协调机场规划发展与空港园区的关系；
（二）协调机场发展中与国家民航等部门、有关国际民航组织、机构的关系；
（三）研究与周边地区空港之间的关系，协调空港通航空域与周边空港使用的衔接问题；
（四）协调有关部门推进机场的基本建设项目；
（五）负责机场净空安全保障工作；
（六）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市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五条 无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是机场的运营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机场的建设、运营和安全管理，具体承担以下职责：
（一）引进社会商业组织参与经营和发展机场服务，适应民航客货运输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为承运人、旅客、货主等机场使用者提供安全、公平、优质的服务；
（三）制订机场内各项管理规则并组织实施；
（四）负责机场控制区的安全和管理，维护机场地区的安全和正常生产秩序；
（五）承担机场范围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护卫、消防、净空和市容环境卫生保护等责任，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机场地区外的环境保护和净空管理工作；
（六）参与编制、修订机场总体规划，并按照机场总体规划和安全要求对驻场单位在机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机场地区的管理应当遵循统一、安全、高效、规范的原则。
第二章 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
第七条 机场总体规划应当按照民用机场的技术标准，适应本市民用航空运输事业的发展需要，符合本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第八条 机场的建设应当符合机场总体规划要求，符合机场飞行安全、口岸、环保、消防、安全保卫等有关规定。
第九条 依法获准使用机场规划用地的，应当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确需改变土地用途或者建（构）筑物使用性质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未经规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将其使用的土地及其建（构）筑物、设施出租、转让或者改作他用。
第十条 在机场地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应当征求市空港局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机场地区擅自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在机场地区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应当征求市空港局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并向有关部门办理相关审批、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机场地区的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负责其所使用土地范围内道路、环境保护、环境卫生、绿化等设施的建设、养护与维修。
机场的围界设施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设置和维修。
第十三条 机场总体规划中应当合理确定机场地区范围、机场规划用地范围、机场控制区范围以及机场未来专用区域、附属设施区域发展用地的范围。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对机场的运行安全实施统一管理，负责机场安全、正常运行的组织和协调，并承担下列责任：
（一）负责建立健全机场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机场安全运行规章制度，保障机场安全正常运营；
（二）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三）制定并实施机场应急救援预案；
（四）依法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十五条 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维护机场的运行安全，发生影响机场运行安全情况的，应当立即报告机场运营管理机构。
第十六条 机场控制区和其内部功能区的范围及其通道的划定或者调整，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机场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决定。
机场控制区安全防护设施和明显标志的设置与维护，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
第十七条 进入机场控制区的人员、车辆，应当出示有效的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在限定的区域内活动，并接受警卫人员的检查和管理。
第十八条 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的通行证件，由所属使用单位向机场公安部门提出申请，由机场公安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核发。机场公安部门制定机场控制区人员、车辆通行证件核发和使用管理规定时，应当征求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十九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安全检查工作。
航空货物、航空邮件应当经过安全检查或者对其采取国家规定的其他安全措施，航空旅客及其携带的行李物品在登机前应当接受检查，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持有机场控制区通行证件的工作人员（包括机组人员）携带物品进入机场控制区的，应当经安全检查后从专用通道进入。
第二十条 机场地区禁止下列行为：
（一）攀（钻）越、损毁机场防护围栏及其他安全防护设施；
（二）在机场控制区内狩猎、放牧、晾晒谷物、教练驾驶车辆；
（三）无机场控制区通行证进入机场控制区；
（四）随意穿越航空器跑道、滑行道；
（五）强行登、占航空器；
（六）谎报险情，制造混乱；
（七）扰乱机场秩序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机场地区范围内的建设应当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对违反建设操作规程，影响飞行安全的行为，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进行劝阻，并报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做好机场净空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十三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拟定应急援救预案，经市空港局审核后，报民航安全管理部门和市政府审定后发布。
应急援救预案应当明确规定应急救援程序及有关救援单位的救援职责，确保救援行动能够迅速有效地实施。
有关救援单位应当按照机场应急援救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的应急救援实施方案，并通报机场运营管理机构。
第二十四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成立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民航安全管理部门、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及其驻场单位、急救医疗机构等单位组成的机场应急救援机构，并负责其日常工作。
机场应急救援机构负责救援现场的统一指挥和协调，有权调动有关救援单位进行应急救援。有关救援单位应当服从应急救援机构的指挥。
第二十五条 机场内各单位、部门应当建立防火责任制，落实防火责任人，严格按照消防规定配置消防器材、设备、设施及消防安全标志，经常检查保养，确保消防器材、设备、设施完好有效，并接受公安消防部门的监督检查。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设立专职消防队，机场内各有关单位应当组建义务消防队，并按照国家规定配备人员和装备。机场消防组织应当接受民航安全主管部门和公安消防部门的业务指导，在机场发生消防应急救援事项时统一接受调度。
第二十六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定期组织紧急救援演练，有关驻场单位应当参加。综合性救援演练由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制定方案，经市空港局审核后报民航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机场地区出现航空器失事、航空器空中故障、爆炸物威胁、失火、非法干扰航空器运行、传染病疫情和放射性物质污染以及生物、化学物质侵害等严重威胁航空器、人员和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时，应当向机场运营管理机构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可以根据紧急援救预案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决定机场地区处于应急救援状态，通报各救援单位和市应急指挥中心，并立即向市政府报告。
各有关单位接到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紧急情况通报后，应当按照应急预案迅速实施救援行动。
第四章 运营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机场各项生产运营活动的统一协调管理。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与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配备侯机、饮食、停车、医疗急救等设施，为旅客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
机场候机楼应当为旅客提供航班显示、休息场所和问询服务，并提供餐饮、邮电通信、银行、医疗救护、失物认领、行李寄存等服务。
第三十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应当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共同保证航班正常运行。
由于航班延误或者取消，造成旅客、货物滞留的，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协助有关航空运输企业及其他驻场单位做好应急服务和善后处理工作，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航空运输企业及相关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三十一条 在机场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应当遵守机场服务规范，不得危害机场安全和航空器运行安全。
第三十二条 机场服务收费应当执行民航主管部门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
国家民航主管部门和国家、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未确定的收费项目或者收费标准，其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报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第五章 协调管理
第三十三条 机场口岸的建设和管理应当纳入全市口岸建设总体规划。
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为机场口岸驻场查验单位提高通关效率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
驻场查验单位会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依法制定具体的查验办法，合理设置流程，并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设施、设备，为旅客、货主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第三十四条 市口岸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口岸办）负责机场口岸的日常管理，督促、协调出入境检查机构做好出入境人员、交通工具、货物和行李物品的查验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五条 市口岸办负责对下列口岸查验工作进行协调：
（一）组织召开机场口岸工作联席会议，协调口岸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向市政府报告；
（二）对出入境检查机构之间有关查验工作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仍有争议的，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并先予执行；
（三）对口岸管理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者紧急情况，及时进行协调并妥善处理。
第三十六条 市空港局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召集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驻场单位研究解决机场运行和业务发展中需要协调的问题。
各驻场单位应当互相配合。对相关单位不履行职责，造成工作失误等行为有责任提出改进建议，或者提交市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第三十七条 市空港局应当会同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组织、协调全市性重大或者重要外事活动在机场地区内的接待工作，有关驻场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八条 驻场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结合机场工作特点，按照方便旅客、方便货主、方便友邻单位和便于操作的原则，制定本单位的业务工作流程；涉及与其他单位交叉的事项，应当与相关单位共同商定。
第三十九条 驻场单位应当以保障机场航班的正常、正点运作为工作宗旨，严格遵守工作制度、要求和程序，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机场正常运作或造成航班延误。
第四十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有关驻场单位通告航班信息及保障服务要求，相关单位在接到通告后，应当认真组织执行。 各有关单位应当落实人员日夜值守，与机场运营管理机构保持有效的联络，保证机场正常开放，保证完成突发性备降等特殊保障任务。
第四十一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与空军硕放场站建立良好、稳定的工作协调机制，并就军民合用机场相关事宜签订保障协议，确保机场正常运行。
第四十二条 市空港局、市口岸办、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和其他有关驻场单位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公布接受投诉的电话、时间、地点和方式。
市空港局应当对机场运营管理机构、驻场单位处理投诉的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提出监督建议并督促改进。
第六章 交通和环境管理
第四十三条 机场及其周边区域内的交通运输应当纳入城市总体交通规划，做到布局合理、方便快捷、标志清晰，保障机场区域内各项公共交通设施满足航空客流的需要，为旅客提供安全、便利、快捷、舒适的机场公共交通服务。
第四十四条 有关公共客运单位应当根据机场运营的实际需要，及时开辟机场公共客运线路、调整客运车辆的投放。
第四十五条 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标准和机场的实际需求，在机场内设置固定的公共停车场地。
进入公共停车场地的机动车辆，应当遵守有关停车场地的管理规定。
第四十六条 在机场地区设置宣传牌、指示牌、霓虹灯、户外广告等设施的，除应当保持整洁和功能完好外，还应当符合净空条件，不影响航空器的运行安全。
严禁未经批准搭建各类构筑物和广告位。
第七章 罚 则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城市规划、市场管理、出租汽车管理、绿化管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环境保护、建设工程管理等规定的，由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处理。
对于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机场运营管理机构发现后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告知或者移交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破坏机场地区内治安秩序、影响民用航空安全、违反消防和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九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机场运营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定义：
（一）机场地区，是指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的机场专用区域，包括机场围墙、围栏或者其他围界设施以内的区域以及围界设施以外的专用区域；
（二）机场规划用地，是指经批准的机场总体规划依法划定的土地，包括导航、通讯台（站）等及其相关附属设施的土地；
（三）机场控制区，是指根据安全需要在机场内划定的进出受到限制的非公共区域，包括候机隔离区、航空器活动区等区域；
（四）机场净空，是指为保障民用航空器的运行安全，根据民用航空法律、法规和民用航空技术标准规定的机场障碍物限制图要求划定的空间范围和机场通信、导航台（站）的环境要求；
（五）驻场单位，是指在机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