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共青团信访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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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生命与伦理价值的冲突，如何坚守生命的尊严成为学术界共回思考的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安乐死的出现是新的宪法问题，需要从宪法视角进行分析，并确定其严格的宪法界限。
　　【关键词】安乐死；尊严；科学技术；自由

　　【正文】

　　2010年2月，荷兰有一个名叫“超出自由欲望”的组织提出：所有年龄超过70岁的荷兰人，如果他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担心未来生活可能影响生活质量，他们都有权安乐死，通过寻求职业帮助来结束生命。为了促使合法化，该组织寻求了大量的签名来支持这项动议，以期改变荷兰现行立法。荷兰许多著名人士也支持这项动议，这里面包括荷兰政府的一些前任部长、艺术家、法学家和医生。对此，荷兰议会提出立法草案，让社会民众自由讨论。这一问题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在讨论中，人们陷入了生命权理念与伦理的冲突之中，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现代宪法的基本立场与精神。这一问题给宪法学提出了严肃的话题：面对安乐死范围的扩大，以生命权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宪政体制将如何应对？安乐死背后存在哪些宪法价值与事实？如该法案顺利通过，会对整个安乐死立法与观念，特别是对生命权的价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安乐死的概念与演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1]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一般理解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学者们根据安乐死的不同特点，把安乐死分为不同类型，如主动与被动安乐死、通常与非常安乐死、有意与无意安乐死、自愿与非自愿安乐死。[2]在安乐死的分类中，最常见的分类是自愿安乐死（voluntary euthanasia）、非自愿安乐死（non-involuntary euthanasia）和不自愿安乐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所谓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本身自愿、希望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所谓非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已经失去了选择或生的能力，但被以仁慈的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所谓不自愿安乐死，指当事人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3]

　　据学者们研究，安乐死思想并非是现代的产物，它是一种渊源久远的人生哲学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所谓“安死术”之说。[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英国开始，安乐死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法律话题。1934年，一位英国妇女在接受手术后，因为担心自己31岁的儿子的未来，于是用煤气毒死了他。起初她被判处死刑，两个月后改为缓刑，三个月后被赦免。1935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要求在法律严格控制下允许医生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之后，在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以争取人道死亡权利为目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权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权意识的提高，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给予普遍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安乐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5]同时也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核心问题是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1976年，国际安乐死研讨会在日本举行，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安乐死的东京宣言，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主张在特殊情况下，人应当有选择死的权利。[6]同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健康安全法》）。[7]该法允许成年病人在书写所谓“活医嘱”后，授权医生可以关掉维持生命的医疗设备。1980年，国际死亡权利联合会成立，不断推动安乐死立法化进程。

　　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当追溯到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的 “安乐死法”（《垂死病人权利法》）。该法规定了严格的安乐死条件：接受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周岁以上，而且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必须由本人递交要求安乐死的申请书，要有本人签字。同时，该法还对医生履行安乐死做了详细的规定，并规定病人提出安乐死要求并且获得医生签字同意后，分别要有7天以上的“冷却期”和48小时以上的“等待期”。但是，该法实施不到8个月即被废止。

　　2001年4月10日是世界各国值得关注的一天。经过激烈的辩论，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此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比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能否合法化成为国际性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也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国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议案中，我国妇产医学界著名人士严仁英和胡亚美首次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之后，在多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一些代表一直呼吁安乐死合法化。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案件出现于1986年的陕西省汉中市，一位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王明成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先后被关押了1年零3个月，1992年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此后，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不时见于报端。

　　二、安乐死与生命权价值

　　围绕安乐死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大体上分为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赞成安乐死的主要理由是：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方式选择权利的尊重，实施安乐死有利于维护病人自身的利益；生命是神圣的，但又是相对的；当一个人的生命接近终极时，依靠各种现代化的手段维系无法改变的病程，只能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那些不可逆转的临终病人，应停止无效的耗资巨大的抢救措施；建立一套严格的安乐死制度，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而反对安乐死的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基本职责；如果实行安乐死，病人就可能会失去改善的机会；承认安乐死的合法化会给他人的生命带来危机感；安乐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8]这些争论虽然有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但本质上涉及安乐死问题的核心价值，即生命权主体是否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或者决定生命利益的权利。如果人可以自由地处分自己的生命或享有处分生命的利益，那么，他（她）当然就可以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其没有自由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就被证明为不正当的。在是否有权结束自己生命的层面上，安乐死实际上涉及宪法价值体系中的生命权的定位与认识问题。

　　笔者认为，从宪法价值体系看，安乐死是无法获得合宪性基础的，因为安乐死不符合宪法基本价值与基本权利的价值目标。

　　第一，现代宪法是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出发点的，包括生命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国家保护的义务。由于文化、宗教、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虽然规定生命权的相对性，保留死刑制度，但在宪法价值上，死刑制度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生命权本质上具有绝对性。当生命成为个体存在的基本前提时，个体享有的生命价值已融入到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之中，是否限制与剥夺只能靠共同体意志来判断与决定。

　　第二，安乐死不具有基本权利的特征。作为一种主观性的个人权利，基本权利首先是针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其对抗的典型客体是国家权力。在这一点上安乐死能否成为宪法问题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安乐死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是私人之间关系，即患者、医生与家属等，这些私人利益的判断通常由私法来调整。但安乐死的最终决定权，特别是私人之间发生冲突需要由法官裁决时，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便带有了浓厚的公法性质。从现代立宪主义的观点看，生命权的决定不能由私人来行使。同时，作为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基本权利主要体现为社会共同体内在的价值追求。从客观价值秩序层面看，私人是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人的生命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自由选择，也会影响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并不拥有自杀的法律权利和安乐死的权利。

　　第三，安乐死无法获得宪法文本的支持。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多数国家没有直接规定生命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宪法对生命权的漠视。实际上，西方是在发展人权文化中逐步形成基本权利体系的，生命价值已经融入到个体生活之中，通过成熟的宪法解释可以寻求生命权的文本依据。在我国，宪法的发展和宪法文化培育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们是在缺乏成熟的生命权文化背景下进行法治建设，更需要特别强调作为基本权利基础的生命权价值。

　　第四，安乐死与生命权的本体价值是冲突的。有学者把生命权观念的发展分三个阶段，即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与生命价值论，[9]并试图从生命价值论角度寻求安乐死正当化基础。笔者认为，三阶段的生命权观念的划分忽略了不同阶段生命权形态的相互关联性，混淆了生命与生命权概念之间的价值内涵，同时，在缺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仅仅依靠价值层面论证死亡权的权利属性是不妥当的。其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命的延长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也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医学技术的发达使得人类有能力战胜很多疾病，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生命权的延续和保障无形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但是，仍然有一些疾病是现代科学技术无能为力的，在这些疾病面前，人类显得尤为脆弱。在病魔的折磨之下，人的生命也会慢慢的消失，病人也会在病魔无情的吞噬中、在无尽的痛苦和恐惧之中慢慢的死去。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不仅病人本身要忍受这种痛苦，而且病人家属也要随着分担这种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宪法上的生命权是否能够在价值上让位于安乐死？支持安乐死的人士认为，在病人的病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延长病人的时间无异于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来说，与其这样生不如死的苟延残喘，还不如选择一种有尊严的死亡方式来保持自己生命的最后尊严。而反对者认为，人类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个财富是属于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不单单是属于公民个人，如果公民个人为了自己是一时之利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责任，就是对家庭、父母和其它公民的不负责任。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今日是不治之症，明日可能药到病除。因此，保留自己的生命就是保留自己的希望。与其在绝望中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如在希望中等待，既给自己的生命一份尊重，又给其他人一种祈盼。

　　总之，从生命权社会价值来看，安乐死有可能造成对生命权的一种侵犯，是对国家保障公民义务的一种违背，与宪法的基本价值是相抵触的。

　　三、安乐死与人的尊严性

　　支持安乐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认为，如果对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不予承认其合法性的权利，有可能侵犯人的尊严，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毫无疑问，人的尊严与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构成法治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学是因应人的内在需求为出发点的，始终以人的尊严与生命价值的维护作为历史使命。那么，在安乐死问题上，什么样的立法政策更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这是涉及宪法价值论与法治发展的复杂问题。

　　首先，宪法上的“人的尊严”是价值体系。当判断一个公共政策或者国家立法是否符合人的尊严原则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下问题：是否有利于在社会建立尊重生命的文化与政策？社会民众对生命权的期待是增强还是动摇？也许就特定的个体而言，禁止安乐死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否一定以社会正义的牺牲来实现？人的尊严既是人类感受的概念，同时也是实践中的概念，不能仅仅以个案的正义来思考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策趋向。

　　其次，如果仅仅以人的尊严的维护为理由，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有可能同时牺牲其它人的尊严。目前，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保守与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实现合法化。在这里，各国也在考虑同样的人的尊严价值。当自杀合法化、安乐死合法化的环境下，国家与社会对生命权尊重义务是否得到切实的履行？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急于赋予安乐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有可能导致生命权价值的下降，甚至为国家推脱生命权保障义务提供合法化的依据。无论是生命权价值论，还是生命权质量论，如果缺少了生命的神圣性，无法完整地体现其主体的尊严。

　　再次，宪法上人的尊严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尊严死”是新出现的权利形态，其内涵就是，有尊严地死去，但它与安乐死是有区别的，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尊严死是指有尊严地死去，能够按照本人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反对安乐死的人不一定反对尊严死，赞同尊严死的人不一定赞同安乐死。[10]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领域，日本学者石原明称之为“尊严型的安乐死”。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存在领域与方法上：安乐死主要指意识清楚但因绝症病痛难忍的晚期患者，而尊严死是指因失去意识难于感受病痛，但因病痛折磨而惨不忍睹的患者，包括植物人；通常安乐死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药物等方式进行，而尊严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的方式。[11]无论是主动型是被动型安乐死，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前提，一般情况下，主动型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比较清楚的，但在被动型尊严死中，由于患者处于植物人等状态无法表达真实的意识，所谓尊严死的正当性依据是无法确认的。[12]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一些州鼓励人们生前写好遗嘱，清楚地表明自己因病无法根治或者植物人时，愿意选择尊严死的方式。它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国家是否承认安乐死，对于特定个体而言，当他（她）面临选择死亡方式时，具有比较确定的意识表示，能够使医生和家属找到确定性的依据。总之，尊严死与安乐死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尊严死不能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13]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宪法界限

　　目前，安乐死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合法化问题。有些国家一直推动其合法化的进程，但其进展十分缓慢。目前世界范围内安乐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也有一些国家通过判例等形式寻求法律途径。这里可能存在宪法价值上的界限，如不能解决宪法上的价值问题，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无法获得正当性的基础。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恩施州政发〔2004〕21号



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2004年11月6日召开的州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工程建设项目

施工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二○○四年十一月六日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建立结构合理、设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招标投标监督管理体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国家计委等国家七部委30号令）、《湖北省招标投标综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招标投标管理规定（试行）》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的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监督管理职责分工



第三条　州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州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活动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州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州招投标办）具体负责州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一）负责协调各县市、州政府各部门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关系；

（二）督促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履行招标投标的工作职责；

（三）受理有关招标投标问题投诉，并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提出处理意见；

（四）负责全州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中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办法；

（五）负责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州招投标办工作人员从州发改委、财政局、监察局等部门抽调，受本单位委派，履行州发改委、财政局、监察局等部门在招投标活动中的行政监督职能。

第四条　州发改委在招标投标监督管理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负责对招标公告发布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二）参与州重点项目招标投标的资格预审、现场勘察、鉴定会议及开标评标活动，并实施全过程跟踪监督检查；

（三）受理有关方面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的投诉，查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湖北省招标投标综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违法行为。

第五条　州、县市发改、水利、交通、卫生、建设、财政、国土等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按照《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招标投标管理规定（试行）》的职责分工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分别承担以下监督职责：

（一）按照法定权限和职责分工负责办理有关工程建设项目的行政许可事项；

（二）受理有关招标投标问题的投诉，并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向州招标投标办提出处理建议；

（三）依法对招标投标过程中泄露保密资料、泄露标底、串通投标、排斥招标等违法活动进行查处。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将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项目审批部门。

第六条　州、县市行政监察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负责依法查处国有资产招标人、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

第七条　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在招标投标监督管理中承担以下职责：

（一）负责对行政机关招标投标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定或者解释；

（二）依法对招标投标行为进行合法性认定；

（三）受理有关招标投标问题的投诉，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湖北省行政执法条例》、《湖北省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招标投标中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行政执法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章　招标投标操作规程



第八条 招标投标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湖北省招标投标综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按照《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的规定承担招标事宜。招标人应当根据《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规定的内容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技术标准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招标文件应当明确规定评标时除价格以外的所有评标因素，以及如何将这些因素量化或据以进行评估。

第九条　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工程建设项目需要履行审批（含核准、备案）手续的，其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应报项目审批部门核准。

项目审批部门应在核准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后５个工作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通报。

第十条　凡进入州招投标中心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在招标公告发布前，到州招投标中心进行招标项目进场交易登记。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项目审批部门的审批文件和招标核准文件（不需要审批的除外）；

（二）行业主管部门报建等核准文件（不需要核准的除外）；

（三）资金落实证明材料；

（四）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招标的，应提交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和招标代理委托书；

（五）其它有关材料。

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第十一条　凡是拟参加在州招投标中心交易的招标项目投标的，统一在州招投标中心报名。

第十二条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在发出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的同时，应当向州招投标办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履行告知性备案手续。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日期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的收受人，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履行告知性备案手续。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对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的内容进行审查，发现有与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规定相违背的，应及时责成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纠正。

第十三条　资格预审可以采用强制性标准法或者综合评分法。

采用强制性标准法的，凡符合强制性标准的潜在投标人，都允许参加投标。

采用综合评分法的，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公告或资格预审文件中载明预审后允许参加投标的潜在投标人的数量范围，并按照得分高低选择潜在投标人，但不得少于7家；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在3家以上少于7家的，应全部选取。

禁止采取抽签、摇号等方式进行投标资格预审。

第十四条　对潜在投标人的资格审查条件和评审标准应当公开。对所有潜在投标人应当一视同仁，不得因行业、地域、所有制不同而加以歧视，也不得以获得本地区、本行业奖项或其他与履行合同无关的证明作为投标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

第十五条　凡使用国有资金或者国有资金占主导地位的工程建设项目，原则上推行无标底招标和合理低价中标。招标人认为需要设标底的，其招标标底的编制必须在行政监督部门的严格监督下进行，直至开标。

第十六条　评标之前需要清标的，清标与评标应当一次性连续完成，不能一次性连续完成的，清标结束后，投标文件和清标报告应当密封，并交由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员和州招投标中心工作人员保管。

第十七条　对每项招标项目的开标评标活动，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派人参加现场监督，州招投标办认为必要时也可以派人现场监督，州招投标中心可以对整个开标评标活动现场进行录音摄像，录音摄像资料应当密封存档，并严格保密，有关执法监督部门因处理投诉和查处案件需要时，经州招投标办同意，可以查看。

行政监督部门的监督人员在监督活动中，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不得对具体的投标文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得向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不得非法干预评标活动，影响评标活动的进行。

进入评标现场的人员由州招投标中心实行登记发证制度，与评标活动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现场。

第十八条　对评标专家评分的登分、汇总、计算结果，必须由州招投标中心工作人员复核，并经监督人员确认后，方可提交评标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予以宣布。

第十九条　评标结束后，评标活动的各种原始资料、投标文件正本、标底（设有标底的）等暂由州招投标中心密封保管，评标结果公示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评标结束后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将评标结果书面通知州招投标中心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州招投标中心应及时将评标结果公示。评标结果公示期不少于5天。

第二十条　评标结果公示期满后，若招标人未接到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暂不发出中标的通知，可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日之内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第二十二条　评标结束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向州招投标中心提交基本归档资料，存档备查。应提交的基本归档资料目录由州招投标中心规定。

第二十三条　按法律法规规定，中标无效需要重新招标的，必须按法定程序重新组织招标。



第四章　执法监督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全州建立统一、协调、高效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监督处理机制。

州招投标办和行政监督部门负责调查处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举报或投诉，经核实，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确有违法行为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处理。在评标结果公示期内收到举报或投诉的，经州招投标办商有关部门统一意见后，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通知招标人暂不发出中标通知书。经核实，举报或投诉不影响中标效力的，原通知机关应立即通知招标人按原评标结果发出中标通知书。

举报或投诉的具体处理办法，按照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颁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招标文件是招标投标活动中对招标投标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招标文件使用的概念和专业术语必须规范、准确，有特别规定的应在招标文件中载明。需要对招标文件中未注明的概念和专业术语进行解释的，必须以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国家公开出版的辞书、辞条的解释为依据。

第二十六条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其标底在评标时只能作为参考。如因标底误差范围超过±5%而在评标过程中失去参考价值时，则该标底不能作为评标的参考因素，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依法对编制标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但不得以标底失准为由改变评标结果。

禁止行政监督部门强行要求招标人编制标底。

第二十七条　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发出招标邀请书后或者售出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后不得擅自终止招标。

第二十八条　行政监督部门不得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违法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及前置性招标投标备案审查许可事项。除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和省政府规章规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外，取消一切非法的行政许可、资质验证、注册登记等手续。

第二十九条　严格禁止领导干部、行政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规插手和非法干预招标投标事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简化法定程序和规定的流程进行招标投标。

第三十条　严格禁止以获得本地区、本系统奖项等歧视性要求作为评标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条件。

第三十一条　建筑企业、招标代理机构、工程造价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必须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不得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凡挂靠行政监督部门的建筑企业、招标代理机构、工程造价机构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一律不得参与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

严格禁止行政执法部门和其他监督管理部门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指定招标代理机构、工程造价机构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提供中介服务业务。

第三十二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依法经营，正当竞争。对严重违法违规的招标代理机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招标代理机构可以依法跨区域开展业务，任何部门均不得以登记备案等方式变相加以限制。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设立的认定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备案审查许可事项，一律无效。



第五章　违法违规责任追究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违法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的，为招标人指定招标代理机构的，强制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的，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予以处理。

个人利用职权进行前款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追究责任。

第三十四条 招标投标活动中有下列违法行为的，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纠正和处罚：

（一）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

（二）招标代理机构违法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

（四）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

（五）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发出投标邀请书或者出售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后擅自终止招标的。

（六）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未在指定的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

2、邀请招标不依法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3、自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出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少于5个工作日的；

4、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少于20日的；

5、应当公开招标而不公开招标的；

6、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的；

7、应当履行核准手续而未履行的；

8、不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内容进行招标的；

9、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接收投标文件的；

10、投标人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不重新招标的。

（七）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八）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九）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法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

（十）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十一）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或者在评标过程中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的。

（十二）评标过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１、使用招标文件没有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的；

２、评标标准和方法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投标人的内容，妨碍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且影响评标结果的；

３、应当回避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人参与评标的；

４、评标委员会的组建及人员组成不符合法定要求的；

５、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在评标过程中有违法行为，且影响评标结果的。

（十三）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

（十四）招标人不按规定期限确定中标人发中标通知书的，或者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改变中标结果的，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

（十五）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法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

（十六）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或者招标人擅自提高履约保证金或强制要求中标人垫付中标项目建设资金的。

（十七）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

第三十五条 行政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下列违法违规行为的，由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查处，并区别情况，通知其停止或自行纠正违法行为、撤销其违法下达的有关文书、予以通报批评、向行政监察机关提出对违法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建议：

（一）制定的文件含有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以及其他违法内容的；

（二）规范性文件在印发前不按照《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恩施州政发[2003]14号）的要求送同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的；

（三）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部门文件为依据实施前置性招标投标备案审查许可事项的；

（四）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的；

（五）对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行为不依法、不及时予以查处的；

（六）不依法履行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的监督职责的或利用执法之便，非法干涉招标投标活动的。

第三十六条 行政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有下列违法违规行为的，由行政监察机关查处。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理行政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尚不构成犯罪的；

２、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３、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４、依法应当根据招标结果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或者不根据招标结果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５、实施行政许可，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或者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

（二）违反招标投标管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强行要求招标人编制标底的；

2、以标底失准为由下达文件改变评标结果的；

3、滥用职权违规插手和非法干预招标事务，改变或简化法定程序和规定的流程进行招标投标的；

4、以获得本地区、本系统奖项等歧视性要求作为评标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条件的；

5、未与建筑企业、招标代理机构、工程造价机构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脱钩，或者存在隶属关系以及其他利益关系的；

6、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指定招标代理机构、工程造价机构以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提供中介服务业务的；

7、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情形。

（三）拒不执行政府决定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政府采购、土地使用权出让、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药品采购以及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监理等的招标投标活动，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州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