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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 巍

摘要：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它以目的条款为通常的表现形式，由特定的价值取向所支配并受制于本国的制度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以制止垄断、维护竞争和保护多元利益为基本的立法目的。但是，应坚持对中性的垄断进行适度地干预，对多元和多变的竞争进行全面而灵活的保护，并在认定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基础上对二者加以平衡。另外，我国反垄断法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主导方向应该分别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依法规制垄断、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并基于这三大制度基础来构筑完善、系统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


导论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本文选取“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三个假设：①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并非空洞的宣言，而是具有实践价值的“元规则”；②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相似性，但没有两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全相同的；③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而价值取向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笔者立足于立法目的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和可商谈性，以反垄断法草拟稿的目的条款为参照系和逻辑起点，沿着“目的条款→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的思维流程，尝试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进行解析和完善。本文的形式目的在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实质目的在于反思当前反垄断立法的价值取向，而深层目的在于挖掘我国建构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希望下文的理论探讨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法制定工作有所裨益。

一、目的条款中的立法目的

价值取向与立法目的作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形式上通常体现为目的条款，位列该法之首；在本质上则反映对特定利益的保护，奠定了整部法律的基调。反垄断法“这样在实体规范和执行方式都‘集大成’的法律，如果不能掌握其‘合目的性’的基本要求，依规范性质作好执行分工，很可能会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执行，使它成为一部最不经济的经济法。”[1]因此，通过对目的条款的优化设计，从而确立准确而又富有弹性的立法目的，这对于制定“优质”、“高效”的反垄断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规定：“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一目的条款虽然仍处于“征求意见”之中，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前立法中对反垄断法的基本定位是“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但是，“垄断”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状态，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行为而非状态。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了竞争垄断地位的内容。创新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即创新的垄断，“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保护作为创新的结果，但并不因此限制其他人进入追逐垄断的创新过程。”[2]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反垄断法先进国家实际上已将垄断状态视为合法，这体现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放弃分拆“微软”的诉讼请求即是最佳例证。何况，在以自由竞争为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法也不应将经营者在物美价廉基础上获取的垄断状态视为违法并予以制裁。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应顺应国际趋势，采取“禁止垄断行为而宽容垄断状态”的价值取向，既为竞争的经济秩序营造法治氛围，也为不断成型的规模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宜将笼统地“制止垄断”细化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界定“垄断”时对具体的垄断行为明确地加以限定，为执法和司法确立清晰的实体依据。即使要对特殊情形下的垄断状态予以规制，也应将其纳入到垄断行为的范畴，并辅之以可操作的标准。
另外，立法者应仔细思量反垄断法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的价值取向。是否竞争的价值就仅仅局限于“公平”？面对“公平”标准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别、不同法域中所具有的多重语境色彩，人们在纷纭的价值冲突面前又将如何抉择？事实上，“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3]，这一人类交往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常常在不同的经济时期赋予竞争不同的内涵。除了公平，自由、有序、和谐等也是竞争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人们已逐渐认同竞争在内涵外延方面所彰显的巨大弹性。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可暂不对“竞争”的外延作出限定，只概括地规定为“维护竞争”。必要时可在其他具体条款中对特定的竞争价值予以强调，或者在解释时适当地拓展竞争的价值空间。既然反垄断的目的在于解决抑制竞争的问题，而竞争并不必然就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因此，为了确保竞争的活力，干预是必需的。[4]由此可见，“维护竞争”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间接管制。因此，对竞争的“维护”应做广义理解，体现培育竞争、促进竞争、深化竞争等多重含义。但是，“看来减少竞争的经营做法实际上可能有其合理的目的”[5]，反垄断法在维护竞争时不应轻率地对市场进行干预。我国的反垄断管制也应确立必要的“合理规则”，对可能滥用的管制性权力加以规范和制约，切实保障市场经济的自治基础——自由竞争。
反垄断法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草拟稿的目的条款确立了“多元”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不同的“利益体”均予以保护。在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间最基本的竞争无疑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这两种竞争分别涉及民众福祉和经济环境。笔者认为，对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竞争最优化的市场理念。但是，对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护则有待商榷。经营者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强势，其受益是自然的和现实的，市场竞争最优化本身就蕴涵了经营者受益的内容。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容过于抽象和宽泛，不具备立法目的所应有的独立指导价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因此，不宜把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列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毕竟反垄断法不是“万能法”，立法目的也不是“百宝箱”。值得注意的是，“现今中国消费者政策已开始朝向积极的消费者政策转化”[6]，反垄断法应与其他法律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加强分工协调，避免重叠或冲突。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则应避免过于宽泛地加以理解，可在其他条款中明确具体标准，并作出相应的排除性规定，防止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诸多狭隘利益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二、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

由上可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既然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那么探求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就具有先导意义。下文将重点围绕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对反垄断立法的需求展开讨论，旨在反思国人对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这三大主题的价值取向。

1、制止垄断：垄断乃中性，干预宜适度
反垄断是一种不断地被锤炼和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的政策：它来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市场制度的信仰，也来源于关于竞争性的市场并不一定是自我维持和自我纠错的假设。[7]从字面上看，反垄断法的“反垄断”具有绝对性，似乎制止一切垄断，如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名称或目的条款中所宣称的；从内容上看，“反垄断”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仅仅制止特定垄断，如各国反垄断法通过界定关键概念（如“垄断”、“经营者”、“市场”等）、限定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确定合理原则、规定豁免情形、划定适用除外的范围等方式来调整规制的视阈。从效率的观点来看，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太高，因此一般的公共政策是要在可能的地方用竞争取代垄断，但取代垄断有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8]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稳定和成熟，人们对垄断、反垄断、反垄断法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范式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即便是在反垄断法最发达的美国，一百多年来有关“反垄断”价值取向的纷争也从未停息过。“市场中人大概无不偏爱垄断。”[9]人们在表面上钟爱竞争而痛恶垄断，但在内心深处对垄断的情结则是复杂的和微妙的。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加之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双重不足，要求我国对“垄断”的定位必须是审慎的——既务实又前瞻。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可以把垄断视为中性的，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程度、要求来适时调整对垄断的定位。
当然，对垄断的“中性”定位也并不排除反垄断法对垄断进行有侧重点、有针对性的规制，更不排除反垄断政策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的倾斜规制。垄断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其含义在西方各国也有所不同：在日本法中指垄断状态和垄断力的滥用；在美国法中指垄断化；在德国、英国、法国及欧共体法中则指垄断力的滥用。[10]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垄断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复合性：行政垄断堪称特色和重点，但它具有过渡性，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度改革会逐渐趋于淡化；限制竞争的共谋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企业合并将会不断凸显，并成为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向和基本类型；其他垄断形态也会在市场的不断演变中渐渐显露，并被纳入反垄断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宜秉持“干预适度”的原则，在反垄断的类型、程度、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适度地管制，既有效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又充分回应今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毕竟“对市场垄断的评判，必须建立在对具体企业、产业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反垄断法的实施是一项细致、艰巨的工作。”[11]我国的反垄断法还需要在理论、技术、经验、人才等方面进行长期积累，立法也不宜过早形成定论、定式。

2、维护竞争：竞争是多元和多变的，对竞争的保护宜全面而灵活
维护竞争可以说是反垄断法的初衷，但维护什么样的竞争却成了反垄断法永恒的主题。竞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即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12]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其他竞争的根源。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迫使厂商寻找更有效的生产商品的方法并且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13]另外，竞争还具有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的功能。[14]实际上，“竞争”已将市场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追求精妙地浓缩于其中，并成为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的基本目标，正所谓“寓竞争于管制”。但经济的变幻使竞争呈现出多元和多变的特点，这为反垄断法的保护机制提出了难题。一方面，自由竞争的价值取向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竞争目标；另一方面，公平竞争的价值取向已被人们认同为极为重要的竞争目标，并成为完善自由竞争的平衡器。除了自由和公平这两大基本追求外，竞争还被赋予安全、有序、健康、和谐等诸多价值取向，其中不乏具有各国本土特色以及带有浓重政策意味的价值取向。因此，竞争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下往往不断变化。
正如垄断具有相对性，竞争也具有两面性，它们实际上都是双刃剑。竞争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自觉性与盲目性、合法性与违法性、建设性与破坏性，而反垄断法（竞争法）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弘扬竞争的积极功能而贬抑竞争的消极作用。[15]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造成对竞争的“饥渴”，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多以培育竞争、鼓励竞争、保障竞争为基调。而人们对竞争的认识又是千差万别甚至迥然相异的，尤其重要的是，存在着对竞争的积极方面认识不够和对竞争的消极方面估计不足的双重困境。笔者认为，以目前的竞争水平和认识水平来对多元、多变的竞争进行准确定位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我国的反垄断法在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立法者可以确立一个“有容乃大”的竞争概念，用抽象的“竞争”涵盖多元和多变的竞争，并对其采取全面而灵活的保护。

3、保护利益：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二者之间宜平衡
经济利益既是推动竞争的原动力，也是一切竞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6]反垄断法的产生正是肇始于对经济利益的维护，并由保护经济利益拓展到对非经济利益的保护。随着广泛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渐次展开，这种深刻的复合型保护已经成为反垄断法的鲜明特色之一。回首当初谢尔曼法的立法过程，它总是与一个两难悖论相关：一方面，它为了保护消费者而禁止贸易限制和垄断，为了竞争所能带来的效率而试图维护竞争；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去保护小的企业，试图创造一个公平的比赛环境，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牺牲某些程度的效率。[17]消费者集团与受到侵害的企业倾向于支持反托拉斯政策，而许多企业则宣称这些政策影响了经济效率，政府在反托拉斯方面的努力也随着注重竞争与注重反托拉斯限制的效率成本的变化而时起时落。[18]时至今日，这一“两难悖论”仍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反垄断法的脉搏，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在效率与非效率两个极点间滑动，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言，笔者认同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目的，即追求市场竞争最优化和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这二者可以分别被纳入效率与非效率的范畴，但将它们截然区分为效率与非效率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效率和非效率在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已使二者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了。“反托拉斯法早于消费者运动甚久以前即已建立，因此我们应该无法说消费者保护运动是反托拉斯政策的指导理念。”[19]其实，消费者利益和其他非效率利益都是在效率利益之后出现并不断被重视的。由此可见，效率原则先于非效率原则产生，并且深刻影响着非效率原则的发展。从长远和根本的角度考虑，非效率原则对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保障效率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但不可否认，效率原则比非效率原则更具有先导性，反垄断法“应以经济效率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如果其效率之有无并不明显时，始考量其他次要目标：如保护中小企业、财富分配、消费者利益。”[20]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在“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宜坚持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原则，并在二者的相互契合中谋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价值取向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偏好，它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我国继受反垄断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本土的制度基础上对舶来的反垄断规则进行比照、改造和融合的过程。既然价值取向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主要受制于制度基础，那么对制度基础的考察就具有更深刻的“求知”意味。何况“在市场规则的选择中，必然有着某些非目的论的因素。”[21]反垄断法的制定、执行、修改、解释以及其他应急性的变动，并非都出于原有的立法目的或价值取向，而是实践基础上的“非目的性”经验设计。这种经验设计也是对制度基础的适应，并有可能在程序的促动下提升为价值取向或立法目的。因此，探讨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确立、完善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反垄断法旨在限制反竞争的行为，它的所有价值都维系于“竞争”二字。我国引进反垄断法正是为了满足当前经济转轨中对竞争的迫切需要，用法律构筑竞争制度、竞争系统和竞争秩序。而“竞争实际上是多维的，至少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这三方面的内容。”[22]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我国要构筑完善和系统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就应深入探讨反垄断法价值取向背后的三大制度基础，明晰它们各自的主导方向。

（1）经济制度的核心应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1993年“市场经济”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首要宪法基础，也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划定了最底线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和垄断经济，难于将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融于其中；而市场经济作为权利经济和竞争经济，则为反垄断法的诞生和运作提供了基本前提。与西方“自治→管制”的制度路径相反，我国实际上是沿着“管制→自治”的轨迹迅速前行的，并且呈现出管制与自治之间相互结合、渗透和促动的趋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管制实际上是自治的工具，“管制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私法自治有更大的发挥空间。”[23]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首先应维护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不应使私法自治扭曲变形为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能限制在不侵害社会自治权的范围之内，对逾越这一范围的反垄断规制（无权干预和滥用权力）应加以限制，从而实现自治与管制的均衡。

（2）法律制度的关键应是依法规制垄断。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另一宪法基础，也为依法规制垄断奠定了法治基础。法治理念下的约束权力旨在保障权利，反垄断法在依法授予反垄断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反垄断的权力，通过合法限度的干预来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反垄断管制的原则正是在于用法律来确立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规则，同时明确人为垄断的反社会性质并宣布其非法，从而将非法垄断置于政府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由此来间接地控制垄断价格。[24]我国的反垄断法应以依法规制垄断为基准，坚持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划定垄断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排斥一切法外“豁免”、“除外”等脱法的垄断。而且，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任何法律主体都必须平等地接受反垄断法的调整，不允许任何法外特权的存在。另外，市场的分散化意味着不同范围的垄断割据，意味着许多种相互冲突、矛盾和重叠的制度框架的存在和起作用。[25]因此，在WTO的框架下，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诸侯经济）要求统一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决不允许任何法律主体（尤其是特定部门、地区或行业等）对反垄断法进行分割（即规则的垄断）。依法规制垄断要求反垄断法树立极大的权威性和至上的效力，公正地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的充分实现，在垄断与竞争之间形成必要的法律限度。

（3）政治制度的重心应是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在美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司法体系中；在中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行政系统中。[26]我国的反垄断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政治性集中表现在如何有效地规范行政行为。我国正在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联动效应的政治文明建设极大地推动着行政改革，这势必对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垄断不是件好事，它具有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力量的非民主倾向的色彩。”[27]而在我国民众的心目中，垄断的本身和背后常常浮现着行政的影子，既有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执行等一系列环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庞大的行政主体不仅可以通过“作为”来促成或维持自身垄断，而且可以通过“不作为”来助长或放任他人垄断。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必须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在规制垄断中的法治和善治程度，“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28]政府身兼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准立法权）、解释者、执行者、裁判者（准司法权）等多重角色，应身体力行地维护反垄断法这一“公共物品”的竞争价值，防止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常表现出的“行政权的无序性和随意性”[29]，坚决制止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垄断谋取“私利”（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
总之，我国的反垄断法能否名副其实以及能否成为“活法”，关键要看整体的制度配套和衔接状况。“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一系列花长期才能建立的制度，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市场概念。而且，如果要经济走向繁荣，所有这些制度都必须运行得相当好才行。”[30]竞争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正是由一系列关联的制度来保障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三者相互贯通和影响，从基础上决定着竞争的定位和效果。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从形式上和实质上真切地再现着上述三大制度共洽的内涵，这也是立法目的最基本的起点和归宿。

结束语

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政府


绵阳市人民政府印发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


　
绵府发［2004］11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科创区、经开区、农科区、仙海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
　　《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若干规定》已经市政府四届六次全体会议审议，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四年七月六日　　

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若干规定


　　为推进绵阳发展，更好地服务绵阳人民，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特作如下规定：
　　一、与时俱进，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一）市政府必须在市委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市人民，依法认真履行职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开创全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二）市政府及政府部门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市政府及政府部门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握工作大局，突出工作重点，切实抓好建设科技城、实施工业“千亿工程”、发展县域经济、推进“三个转变”、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等关系全局的大事。
　　（四）市政府及政府部门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和再就业，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好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问题，妥善处理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五）市政府及政府部门必须深入开展学习型机关建设活动，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不断增强依法处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因对分管工作所涉及的法律、法规、政策不熟悉导致工作失误，造成较大损失的，经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离岗学习1个月，补课合格方能重新上岗。
　　二、规范行政，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六）各地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绵阳市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制度》，高效、规范、有序地办理公文。
　　1、上报市政府的请示、报告，必须由主要负责人签发；请示应一文一事，不得越级行文和多头报送；涉及多个部门工作的请示性文件，主办部门事前应与有关单位充分协商，不得将未经协商一致的文件上报市政府。
　　2、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的、紧急重大的或必须直接报送的涉密事项外，报送市政府的公文一律送市政府办公室按程序办理，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市政府领导同志原则上不签批未按程序办理的公文。
　　3、各地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文件，由市政府办公室尽快提出初核意见，交市政府秘书长或相关副秘书长提出复核意见，再送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审批，重大事项应报市长审批。
　　4、市政府依法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报送省政府的请示、报告，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由市长签署。
　　5、市政府以“绵府发”形式的行文，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审核后，由市长签发，市长外出期间，需及时印发的文件，经请示市长同意可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市政府以“绵府函”等其他形式的行文，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市政府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可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签发或核报市长签发；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办理或属市政府办公室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由市政府秘书长或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签发。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发出的文件，一律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公文处理的领导核稿，“绵府发”和“绵府办发”的文件，必须由市政府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审核。
　　6、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属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凡能直接办理的，应避免发文，确需行文的，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7、市政府领导同志对送签的文件，一般应在1至2个工作日内签批；市政府办公室对各地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文件，一般事项应在5个工作日内答复；因故不能在规定时限答复的，应书面或电话向报文单位说明原因；紧急事项，紧急办理。
　　8、各地各部门对市政府交办的文件和事项，属于本地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一般应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及时答复报文单位，并抄送市政府办公室；紧急事项、突发事件以及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急办的事项，应立即办理和回复；按有关规定应报市政府审批的事项，一般应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报市政府；涉及其它部门工作的事项，主办部门应与有关部门协商办理，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保证按规定时限答复来文单位或提出意见报市政府。
　　9、对不严格执行办文规定造成公文处理失误的，由市政府办公室登记，定期通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七）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精简和规范各类会议，严格执行会议审批制度，严肃会议纪律，切实转变会风。
　　1、需要县（市、区）政府、市属开发园区管委会、市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由市长审批；需要副职参加的会议，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审批。
　　2、除市政府决定召开的重要综合性和专题会议外，全市性业务系统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1次，遇有特殊情况不超过2次。
　　3、市政府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不邀请市政府和县（市、区）政府领导同志参加；市政府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或全市性会议，必要时可邀请市政府分管领导出席。
　　4、坚持少开会、开短会、尽量压缩会议规模，提倡电视电话会议等节俭、便捷、高效的会议形式，力避以会议贯彻会议。
　　5、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1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2次，市长办公例会原则上每周星期一上午8：30至9：00召开。
　　6、提交市政府会议审议的事项，事先应经过深入调研、充分酝酿、综合协调和严格审核，重大问题还应采取听证、公示、咨询论证、法律审查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未经上述程序的事项，不提交会议讨论。
　　7、实行会议预告制度，市政府全体会议提前5天告知，市政府常务会议提前2天告之；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审议的议题，由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会上报告；市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主办部门的负责人在会上报告。
　　8、市政府召开的会议，参会人员应按会议通知的要求执行，不能随意由其他人员代替、不能任意增减参会人员，不能迟到早退。因故不能参加的，必须会前向市政府办公室或决定召开会议的市政府领导同志请假，经同意后方可安排其他人员参会。
　　9、参会人员应自觉遵守会议纪律，维护会场秩序，不得擅自离开会场，不得在会场内使用通讯工具，不得在领导讲话时交头接耳。
　　（八）各地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重要工作情况请示报告制度，及时向市政府报告重要工作和重大事件；对职权范围以外的重要事项也要按规定及时向市政府请示。
　　（九）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建立和完善督查工作制度，凡上级政府的决定和交办事项，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执行，并加强督查落实和跟踪反馈。
　　（十）市政府领导同志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必须保持通讯畅通。市政府领导同志外出时，应将外出时间、地点、联系方式等告知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设立市长公开电话，实行全天24小时值班。完善各部门特别是与生产、安全、稳定等有关的部门值班制度。市政府办公室要不定期对各地各部门值班情况进行抽查和通报。
　　（十一）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各类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提高紧急救援的快速反应和协调水平。各类事故和突发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应立即按规定程序向上级政府及主管部门报告，相关领导应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处理，并及时报告情况。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和重大突发事件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十二）认真执行请假制度。市长出差或休假、应事先向省政府报告，由秘书长向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副市长、秘书长出差或休假3天以上，应事先经市长同意，由市政府办公室向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市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差或休假3天以上，由分管副市长批准，并报市政府办公室，出差或休假7天以上，由市长批准；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到市外出差或休假3天以上应报市政府办公室，7天以上应报告市长。
　　三、遵循规律，不断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完善相关制度，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十四）市政府重大决策，按《绵阳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规则》的规定实施。
　　（十五）市政府及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应尽量摆脱事务性工作，腾出精力，抓住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有针对性地组织专题调研，重大问题应撰写专项调研报告。
　　（十六）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决策过程和决策执行的跟踪监督，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与决策责任相统一。
　　四、强化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十七）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批评、建议、议案和政协委员提案；对人大、政协给政府及政府部门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积极采纳，抓好整改和信息反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时，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亲临现场或会场汇报工作。
　　（十八）建立市政府定期向市人大报告工作、向市政协通报工作制度。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每半年通报一次；市政府各个阶段的重要工作部署及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市人大报告、向市政协通报；出台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时，应事先征求和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广大群众的意见。
　　（十九）市人大、市政协召开的会议，市政府领导同志和市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必须按要求参加，不得缺席、迟到和早退，因故不能参加或中途离会的，应向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请假。
　　（二十）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全面落实政务公开各项制度，充分利用绵阳市人民政府网站（www.my.gov.cn）、市长信箱、市长公开电话等载体，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做到政府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除涉及保密事项的外可邀请民主党派、专家、法律顾问和新闻单位参加。
　　（二十一）坚持开展以民主评议行风为重点的市民评议政府工作活动，不断拓宽评议渠道，扩大评议范围，促进各级各部门转变工作职能、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
　　（二十二）完善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依法解决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二十三）建立政府与企业对话沟通制度、企业评价政府工作制度，强化政府对企业的服务职能，做到政企分开，服务到位。
　　（二十四）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依法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实施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出庭、应诉、答辩；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行政判决和裁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觉履行。
　　（二十五）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送政府法制部门备案，政府法制部门对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件必审、有错必纠；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对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制定机关或实施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研究处理；政府重大决策，事前应由法制部门组织合法性审核。
　　（二十六）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必须依法受理，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十七）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确保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依法获得赔偿。
　　（二十八）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和废止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审批事项，不得擅自设立和变相设立新的行政审批事项。坚持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使审批权和监督职责紧密结合。
　　（二十九）市政府及政府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主体公告制、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切实做到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公正执法；要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切实加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协调，积极推进综合执法。
　　五、廉洁务实，不断加强政风建设
　　（三十）市政府及政府部门领导必须严格执行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个人廉政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自警自省、廉洁从政。
　　1、不准在行使行政审批权、检查处分权和分配使用财政资金过程中搞权钱交易，为个人和小团体牟取利益；
　　2、不准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营等经济活动；
　　3、不准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的单位和个人的红包、贵重礼品、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不准私自借用下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车辆，不准到下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报销费用；
　　4、不准以各种名义用公款相互宴请、送礼；
　　5、不准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
　　6、不准违反规定参与麻将等赌博活动；
　　7、不准以开会、考察、招商、研讨、培训等名义变相公费旅游；
　　8、不准私设小金库和违反规定发放钱物。
　　（三十一）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1、坚持办实事、求实效、察实情、讲实话，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不搞虚报浮夸和欺上瞒下。
　　2、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庆典活动，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参加除全市统一组织的基层单位的庆典、剪彩、奠基、颁奖、联谊等活动。
　　3、严格控制各类达标评比活动，确有必要的，应尽可能联合进行，并报市政府审查批准，未经批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开展检查评比活动。
　　4、市政府领导同志下基层调研或检查工作，一律轻车简从，不搞迎来送往，不搞警车开道，不悬挂标语，不安排娱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