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聘任制度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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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拿审计当出身——漫谈司法会计渊源问题

于朝


　　摘要：司法会计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一种尚未被证实的看法——司法会计源于审计。这种看法并非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基于对某些现象的不完整的观察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但是，如果以此认识为出发点，却可能会对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司法会计理论的研习以及司法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大部分学者在首次发表的司法会计书籍中都会论述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笔者是个例外，直到本世纪发表第三本书籍时，才专门论述了司法会计与审计关系。这并不是说笔者在研究初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也不是在首次出书时没有研究出两者的概念差异，而是认为仅从概念上区分不足以说明司法会计与审计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因为相同的事物可能会因概念定义不同而导致误人子弟。比如：国内一些财经类学者比较盛议的所谓“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区别”的命题，就是把同一种社会活动引用了不同称谓并从概念上作了不同定义后进行比较，这一虚伪命题误导了很多学者和专家。笔者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基本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不同于会计、审计的司法会计基本理论系统作为基础，解决司法会计学的立科问题；第二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对策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实务理论研究，提出一些具体司法会计活动的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第三个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行业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和实务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司法会计行业规范问题。由于前面的研究阶段中没有提出足够的区分司法会计与审计差异的实务理论，也就不可能从实务理论方面解决这一命题，因而也就不敢冒昧地发表看法。
　　关于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一些人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笔者对这一说法是否客观，起码是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根本不可信，因为从司法会计师的职业角度来审视这种说法，会认为这种“结论”没有经过科学地“鉴定”，缺少“基本证据”和“论证”过程，顶多只是根据一些“参考证据”所作出的一种推测。这种推测本来只是一种看法而已，无碍大雅，但近年来这种推测似乎有被强化为一种理念的趋势，从而可能会对司法会计专业的理论研究、研习和实践形成了一些影响，这就不可轻视了。本文先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探究一下这个说法是否成立，然后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可能对理论的研究和研习、司法实践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证明司法会计渊源的两个基本问题
　　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过程中，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司法会计来源问题，也为此积累一些信息。从这些信息看，认为司法会计活动出身于审计活动的说法，有点像过去传说中的“人是猴子变来的”——这种传说不能说一点根据都没有，当是在遗传学、考古学提出证据之前的一种假设，即找来一种与人类有着更多共性的动物视为人类的出身。从理论上主张司法会计活动源于审计活动说法的同行，至今也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只是感到“司法会计”这一事物从“种子”里一蹦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模样。在这一动机下找到了与司法会计活动共性最多的审计活动认作其前身，当是一种“解脱”。
　　研究司法会计是否出自于审计，可能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会计与审计谁先出现的问题，因为按照常理，作为出身者必先呈现于世；二是，司法会计的出现与审计有无关联——即使司法会计出现时审计已经存在了，如果没有关联也就否定了这一推测。这个两个问题的研究还会同时涉及到实务和理论两个方面，即司法会计活动是否源于审计活动和司法会计理论是否源于审计理论，需要分别研究。
　　二、尚无证据证明司法会计活动出自于审计活动
　　中国有着漫长的法制历史，起码比目前理论上推测出的审计历史要长，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就存在了司法会计活动了，当需要法制史专家们查找证据，起码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证明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谁先谁后的具体证据。已有的证据仅可以证明“司法会计”一词的提出明显晚于“审计”一词，这能否成为解决一个线索或答案？肯定不行，因为社会活动的出现时间与其称谓所形成的时间是两码事。首先，某类社会活动的产生通常会比人们对这种活动的称谓要早得多，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交往和管理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而非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因而某种社会活动的产生出现前，人们很难会想到事先给它一个称谓。比如：无论在中外，司法会计在诉讼实践中的出现时间都大大早于人们给它的称谓的时间。其次，即使先出现的社会活动，由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不同，因而所给予称谓的时间也可能会晚于后来出现的社会活动，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比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出现的时间应当早的多，但“司法会计检查”一词的出现却大大晚于“司法会计鉴定”一词。因此，“司法会计”一词晚于“审计”出现的这一证据，并不能证明司法会计活动晚于审计活动的出现的事实。综上，如果连司法会计活动和审计活动出现的先后顺序问题尚未搞清楚，就作出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结论，肯定是为时过早了。
　　我们再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关联性上探讨，国内外一些文献零星的介绍过司法会计活动的历史，但尚未见专门研究这两种活动历史关联的成果。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因为收集证据的需要而出现的，因而无论其出现时有无审计活动的存在，这种收集诉讼证据的需求都是独立存在的；而早期的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与今天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并不是为了解决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而出现的，鉴定人也不参与诉讼调查的过程，其任务仅是为了解决诉讼中与财务会计事实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是在履行“审判”职能，这显然也是一种基于诉讼需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最直接的证据是：我国80年代初独立的审计活动尚恢复时，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却已经存在于诉讼中。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现在的某种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的关联事实，来说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可能与审计活动有关——具体的审计活动会引发司法会计活动。最直接的证据是许多诉讼活动都是由于审计活动结果而导致的（无论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甚至是行政的）——但这种证据的运用却已经跑题了。本文所讨论的司法会计的出身问题，是关于司法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存在是否产生于已经存在的审计活动，而不是具体的审计活动是否会导致司法会计活动的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假定审计活动出身于司法会计活动，也不会影响现实中的具体审计活动会引发具体的司法会计活动的情形。事实上，现实中一些诉讼中的司法会计活动也会引发了审计活动，这同样也不能用来作出审计出身于司法会计的结论。
　　上述论述起码可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不愿意”承认审计是司法会计的渊源的事实，其主要结症仍在于潜意识中有一种司法会计比审计优越的感觉在起作用，而这种优越的感觉又来自于司法会计鉴定可以借助司法职权的优势。笔者甚至认为这种观点可能都不值得一驳，因为且不说人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是否是由于所谓的“潜意识”作怪，现实情况是连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证据都还没有找到，何以要求人们承认它是个事实？这与人们“潜意识”里面是否存在司法会计优越性的感受又有何关联？
　　三、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并非都是来源于审计理论
　　讨论司法会计理论是否出身于审计理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因为系统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是现代人的事，不像前一个问题那样还要牵扯到“考古”，证据也很容易搞到。比如这两种理论谁先成型的问题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可以“定案”：审计理论成型在先，司法会计系统理论研究则是后来才提出的。这样一来，两种理论谁先谁后的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讨论的重点也就在于司法会计理论体系起源与审计理论的关联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内外司法会计学界的理论研究起点不同，这个问题却不能一概而论。
　　司法会计学界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起点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师所从事的工作（即司法会计工作），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司法会计师的职业需求；另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各类诉讼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需求。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工作的情形中，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与审计活动差异较大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即司法会计理论就是指司法会计鉴定理论。这类情形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如果说来源于审计理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中外实际研究的过程也不尽相同。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 直译为法庭会计）理论的产生过程就明显与审计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关联。英美法系国家的财务舞弊被审计师发现后可能会引发了诉讼，而审计师在后来进行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中则可能会担任专家证人，因此，舞弊审计理论的研究者便将舞弊审计理论进行了延伸研究，在舞弊审计教科书的最后一部分会提到司法会计，而他们的司法会计教科书则是这种理论翻版（目前我国所谓“法务会计”的书籍就是抄袭这一理论系统而成的）。这种理论延伸的研究路线导致英美法系国家至今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司法会计学科体系。中国在“一元”理念指导下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抄袭审计理论体系，只是把“审计”一词改称“司法会计鉴定”；另一种，则是完全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把司法会计师在诉前和诉中所参与的所有活动（包括最终没有形成诉讼的情形）都称之为司法会计活动。总的来讲，“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与已经存在的审计理论关联比较密切，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的情形中，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诉讼需求，这一起点决定了研究者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已有的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直接通过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来独立地建立起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形成便是一例。“二元”司法会计把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并研究发现了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类型。其中：通过查账、查物获取诉讼证据的司法检查活动，因其对象涉及到检查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故命名为司法会计检查；通过鉴别判定财务会计问题获取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活动，被称谓司法会计鉴定。研究还发现司法会计检查活动和司法会计鉴定活动，虽有关联，但从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要求看，两者在具体任务、主体、内容、程序、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诉讼结果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需要理论上提供不同的研究成果来满足各自司法实践所需。“二元”司法会计理论在这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一开始就分为三个分支理论进行研究：将各类司法会计活动的共同的基础性的问题抽象出来，形成司法会计学概论分支理论；实务理论则按照两类主要的司法会计活动的类型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两个分支理论。随着司法会计活动的发展，职业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司法会计师队伍形成，这就有必要将原来分散于三个分支中与司法会计师执业有关的理论内容独立出来，形成一门新的司法会计理论分支——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系统地提出相关操作理论以满足司法会计师执业所需。这样，在“二元”主张下已经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由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司法会计鉴定学和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四个分支理论系统所构成。从以上“二元”司法会计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全是独立研究的结果，与已经存在的审计学体系没有关联。
　　笔者尚不认可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说法，但并不认为两个专业之间毫无牵扯。理论上已经从概念、操作等方法提出了两者的共性和差异。另外，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时不仅十分注意审计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也相信未来审计理论研究亦会借鉴一些司法会计学的研究成果，因为某些已经成形的司法会计理论已经比具有类似理论功能的审计理论可能更为科学和实用。这里举出银行存款核对公式的小例作为例证：目前审计学仍然沿用会计学提出的银行存款核对公式，但司法会计学早已提出了适用于第三人进行会计检查或检验所需的新公式，或许未来的审计教科书中也会采用这一新公式取代会计学公式。
　　四、错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来源的认知渊源
　　笔者研究发现，认为司法会计起源于审计的结论，其实不是对司法会计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只是根据某些感受得出的结论。比如：认可这一说法的同仁大多都是先接触到审计活动或理论，后接触的司法会计活动或理论，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则可能使其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一下的话，可能与下列背景有关：
　　一是，理论研究的先后顺序。当司法会计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时，审计学理论已经形成由基本理论和审计操作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由于审计理论通常会把会计检查方法称谓“审计方法”，并通过教育系统被接触到这一理论的人士广为接受，所以现代有些人一提“查帐”就认为是审计活动。会计检查方法包括了查账、查物方法，是司法会计活动的中必用的方法，因而当司法会计理论出现了会计检查方法的运用内容时，则会被熟悉审计学的人认为是从审计理论抄来的。其实，会计检查的基本方法并非产生于审计理论而是来自早期的会计理论，且这些方法本身也非审计专用，目前在会计、财务管理、诉讼等其他社会活动中也都在广泛运用，研究这些社会活动的相关学科也都会研究如何运用会计检查方法来解决本专业问题。从这一角度讲，把会计检查等同于审计的误解，可能导致部分人会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
　　二是，理论研究的方法。前文已经介绍过，“一元”司法会计理论最初形成时，基本上采用了审计学的理念，加之一些研究者常常会将司法会计的学科概念与该学科所研究的司法会计活动的诉讼概念相混用，这也会给人们造成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的印象。
　　三是，司法会计实践的某些做法。由于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起步晚，因而早期司法实践中的很多司法会计鉴定活动都是借用审计理论和标准实施的，这种情形至今还存在。由于采用审计标准来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存在，当理论研究者不加甄别地追溯由此而产生所谓“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和程序”时，便会得出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的结论。
　　四是，司法会计活动与某些职业的执业范围的关联。司法会计鉴定最初是由会计师具体实施的，后来随着审计师、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产生逐步转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司法会计师承担这类鉴定则仅是近20多年的事。如果不熟悉这一过程，仅看到司法会计鉴定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转为司法会计师操作，则很容易误认为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
　　五是，司法会计师队伍的来源。英美法系国家最初的司法会计师是从舞弊审计师中产生，这也易让人感觉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但中国的情形不同：司法会计师最初是因为检察机关开展司法会计工作的需要直接配备的，并非来源于审计师队伍（因为当时中国审计师队伍也在恢复性组建过程中）。
　　五、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认识的不良后果
　　司法会计是否来源于审计的问题，本来仅是一个对历史的看法问题，与理论研究和实践无关。但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理论和实务问题的出发点，却会或多或少的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一）这种认识会影响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笔者认为，坚持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理念，强化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不利于司法会计理论的发展。这里，笔者举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两个事例，来说明一下这种理念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学研究对象的研究问题。将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在理论界似乎没有争议，但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否需要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却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看法。
　　肯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认为司法会计检查活动与司法会计鉴定活动是两种不同司法会计活动，无论从诉讼需求还是法律依据看，理论上都需要单独进行研究。从诉讼需求角度讲，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都需要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措施的运用，获取相应当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和会计检查笔录，以证明诉讼涉及的财务会计实事，这要求司法会计理论上必须提出各类案件的司法会计检查的技术对策；而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内容则不同，它的研究重点不是如何获取证据问题，而是研究如果制造证据（鉴定意见）的问题，为诉讼中所需的财务会计问题的鉴定活动提供理论研究支持。从法律依据角度讲，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是诉讼法律分别规定的在诉讼的主体、程序、方法、对策、规程等方面均不相同的两种诉讼调查措施，因而只有理论上分别进行研究，才可能为法定诉讼措施的实现提供不同的理论支持。
　　否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其具体理念虽可能都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有关，但分为两种情形。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检查活动的内容就是查账，而查账所用的方法就是审计方法，司法会计理论上不可能提供新的查账方法，因而也就不需要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另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鉴定本身就是根据查账结果撰写鉴定书的过程，由于查账已经被审计理论研究透了，所以，司法会计理论只需要把如何判断查账结果并撰写鉴定书的“司法会计鉴定”列为研究对象。因此，在“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的影响下，“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没有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司法会计检查从内容上讲就是在诉讼中进行的会计检查（查账、查物）活动，这种活动由于受到诉讼规范和诉讼目的的特殊影响，有着与审计中进行会计检查活动的不同规律，因而应当独立地去研究它。“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上已经针对不同案件的诉讼特点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成果并被广泛实践，今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细化研究，提出更多的具体的司法会计检查对策。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问题。司法会计鉴定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简单的归纳下，由以下各部分理论系统所构成：
　　（1）司法会计鉴定的科学依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科学性问题，以便解决司法会计鉴定的诉讼地位、任务等基本问题；
　　（2）司法会计鉴定对象与鉴定范围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能够解决诉讼涉及的哪些专门性问题以哪些问题不能过司法会计鉴定解决；
　　（3）司法会计鉴定的启动理论，阐释如何确定是否需要启动鉴定、谁来启动鉴定、找谁鉴定、如何送检等问题；
　　（4）司法会计鉴定主体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的资格、权利与义务等问题；
　　（5）司法会计鉴定方法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思路、特殊情形的处理思路、财务问题与会计问题的不同鉴定路线等问题；
　　（6）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事实依据以及各类证据的运用规则等问题；
　　（7）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程序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如何受理鉴定、受理后需要按照那些基本步骤进行操作、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鉴定报告的出具步骤、鉴定人出庭等问题；
　　（8）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表述、评断与运用等问题；
　　（9）鉴定规程理论，阐释各类具体财务会计问题鉴定的标准依据、操作步骤、操作要求、结论表述等问题；
　　（10）鉴定文书理论，阐释如何制作司法会计鉴定的程序文书、证据文书等问题。
　　上述理论中，最庞大的部分是鉴定规程理论，这是因为有可能被诉讼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十分浩繁，而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给出具体的操作规程。
　　但是，如果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理念出发，司法会计鉴定理论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因为从逻辑原理上讲司法会计鉴定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和直观事物，以“三段论”为例：
大前提：鉴定原理
小前提：检验结果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


嘉兴市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裁决规则



（2002年11月13日 嘉政发[2002]81号)

　　第一条 为了维护城市房屋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公正、及时地裁决拆迁当事人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拆迁当事人对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过渡方式、搬迁期限、过渡期限等事项，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达不成协议的，可以向当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裁决。裁决应遵守本规则的规定。
　　第三条 市建设局主管市区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负责裁决市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市建设局是拆迁人的，由市人民政府裁决。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拆迁当事人是指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被拆迁房屋承租人或代管人。
　　拆迁人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产权证或其他合法有效的权属证明中标明的产权人。拆除因城市建设征用的原农民宅基地上的房屋，其房屋尚未办理所有权证的，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所属人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上标明的使用权人。
　　第五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的，拆迁补偿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拆迁人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将协议报拆迁主管部门备案。被拆迁人未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拆迁人申请裁决的，裁决机关书面通知不予受理，同时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第六条 拆迁人应在领取拆迁许可证之日起10日内向拆迁主管部门报送被拆迁人名册。拆迁主管部门应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界满前10日内，向未报送拆迁补偿协议的拆迁人发出备案催告书，同时催告达不成补偿协议的当事人及时申请裁决。申请裁决应于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后15日内提出。
　　第七条 拆迁当事人申请裁决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是发生纠纷的拆迁当事人；
　　（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三）有具体的裁决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接受申请的裁决机关管辖范围。
　　第八条 申请人申请裁决，应当向裁决机关递交裁决申请书，并按被申请人人数提交申请书副本。
　　第九条 裁决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住所，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姓名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应列明委托人姓名及单位。
　　（二）裁决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
　　（三）拆迁人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等证据；
　　（四）申请日期。
　　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条 裁决机关自收到裁决申请书之日起５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形式审查并作出如下处理：凡符合申请条件的，应于此期限内将裁决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并通知其作出答辩；认为不符合本规则第七条规定的申请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裁决机关收到裁决申请书后，认为裁决申请书不符合本规则第九条规定的，可以要求当事人在3日内补正。
　　第十一条 被申请人收到裁决申请书副本之日起5日内，应向裁决机关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裁决的进行。
　　第十二条 当事人委托他人参加裁决的，应当向裁决机关提交授权委托书。
　　第十三条 裁决机关进行裁决时，应组成三人以上裁决庭。对争议不大的案件，也可由二人主持裁决。每案应在裁决审理人员中确定一名责任主审。裁决应当按照多数审理人员的意见作出。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按照责任主审的意见作出。
　　第十四条 裁决机关进行裁决，应当事先告知双方当事人在裁决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裁决中应当查明导致达不成拆迁协议的原因，核实拆迁补偿方案的真实性和是否符合规定的补偿标准。双方对事实表述不一致时，应当召集拆迁当事人调查询问。必要时，可召开听证会。　
　　裁决机关可以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可制作拆迁补偿调解书，调解书由拆迁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裁决终止审理。
　　第十五条 裁决期间，如当事人自行和解而申请人要求撤回裁决申请的，准予撤回，裁决终止审理，但双方当事人应及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按上述规定备案。
　　第十六条 拆迁当事人经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裁决人员主持的调查询问或者未经裁决人员许可中途退出调查询问的，可以缺席裁决。无故缺席或拒不配合调查询问的一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对其不利的后果。
　　第十七条 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当事人不提供证据的，裁决机关可以依据经调查核实后确认的现有证据认定争议事实并作出裁决。
　　第十八条 裁决庭调查过程中应当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当事人认为对自己陈述的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而要求补正的，裁决人员应准予补正。调查询问笔录应当由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十九条 裁决机关应当在受理裁决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裁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经裁决机关主管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期，但裁决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日。
　　第二十条 裁决机关作出裁决的，应当制作裁决书。裁决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列明代理人姓名及所属单位）；
　　（二）申请裁决的主要请求和理由；
　　（三）裁决机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四）裁决结果；
　　（五）对裁决结果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期间和受理机关；
　　（六）作出裁决的机关名称及作出裁决的日期。
　　裁决书应当加盖裁决机关印章。
　　第二十一条 裁决书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十二条 送达裁决书必须有送达回执，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二十三条 送达裁决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由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或者法人、组织中具体负责收发工作的人员签收。受送达人有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裁决机关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受送达人拒绝签收裁决书的可留置送达，即把裁决书放置在受送达人住所或者其收发部门或人员处，视为送达。留置送达应当邀请有关见证人员到场，见证人员应在送达回执上记载证明拒收的事实和时间。
　　第二十四条 上述条款规定的送达方式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邮寄送达，以挂号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裁决的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符合法定拆迁条件的，复议和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二十六条 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超过裁决书规定的搬迁期限仍拒绝搬迁的，市、县人民政府和受市政府委托的区人民政府可以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搬迁的决定；逾期仍不搬迁的，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自2002年12月1日起实施。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