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实施办法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实施办法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３日 昆政复〔１９８７〕１２６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妥关善处理劳动争议，保护国营企业行政（以下简称企业行政）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根据国务院《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企业行政与职工之间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
（一）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争议；
（三）关于劳动报酬的争议事项；
（四）关于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和休假的争议事项；
（五）关于劳动安全、劳动卫生和关于女职工的劳动争议事项；
（六）关于职工在职技术培训的争议事项；
（七）关于职工生育、探亲、患病、伤残、退休、退职、死亡等劳动保险和生活福利的争议事项；
（八）关于奖励和惩处的争议事项；
（九）其他劳动争议事项。
第三条 当事人双方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处理劳动争议，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
第四条 发生劳动争议的职工一方，人数在十人以上，并且具有共同理由和要求的，为集体劳动争议。
集体劳动争议的职工当事人在处理争议问题时，可推举一至三名代表参加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参加集体劳动争议调解或仲裁的职工代表，应有当事人职工共同签署的全权委托书。
第五条 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以下统称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二章 调解和仲裁机构
第六条 企业应设立调解委员会。
有分厂（分公司、分店）的企业，应在总厂（总公司、商店）设立一级调解委员会；在分厂（分公司、分店）设立二级调解委员会。当事人双方经一级或者二级调解委员会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七条 调解委员会由下列三方面代表三至七人兼职组成：
（一）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推举产生）；
（二）企业行政代表（由企业行政方面指定）；
（三）工会代表（由企业工会委员会指定）。
调解委员会具体人数由职工代表大会提出并与厂长协商确定。
第八条 调解委员会主任由调解委员会在成员中选举产生。
调解委员会在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工作。调解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企业工会委员会。
第九条 市设立市、县（区）两级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实行一次裁决制度。
仲裁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工作，负责对管辖范围内经企业调解不成的劳动争议进行调解或裁决。
市仲裁委员会管辖下列范围的劳动争议：
（一）负责受理驻昆的中央、省属企业、市直属企业和驻昆部队所属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
（二）直接受理因履行劳动合同和开除、除名、辞退的劳动争议；
（三）经企业调解无效的劳动争议；
（四）跨县、区发生的劳动争议。
县、区仲裁委员会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属和县、区属国营企业单位发生的劳动争议。
第十条 促裁委员会由下三方面的代表兼职组成：
（一）同级劳动行政机关的代表；
（二）同级总工会的代表；
（三）企业主管部门或企业主管部门委托的有关部门的代表。
仲裁委员会中三方代表的人数相等，且组成人员必须是单数。
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同级劳动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第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同级劳动行政机关内，并确定专人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有关劳动争议的日常工作。
仲裁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在办公室内确定仲裁工作人员若干人。
第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成员和仲裁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劳动争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劳动争议有利害关系；
（三）与劳动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
第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回避，由办公室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委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不合理的回避请求可予驳回。
第三章 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
第十四条 在发生劳动争议时，由当事人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的，应予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调解委员会提邮进行调解，如经二级调解委员调解不成的，可以在调解不成之日起七日内向上一级调解委员会提出；也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第十五条 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必须遵守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原则，对任何一方不得强迫。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记录在案，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执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协议前翻悔的，应视作调解不成。
一方当事人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另一个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应视作不愿调解，调解委员会应不予受理。
当事人任何一方不愿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十六条 调解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应当自当事人口头或者书面申请调解之日起，三十日内结案；到期未结案的，应当视为调解不成。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证明，并向被诉方提交副本。
属于本办法第二第第一项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从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或者从调解不成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
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应及时将处理决定送达职工，在送达后再予公布。对企业处理决定有争议的当事人，应当自企业公布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提出。
上述期限的最后一天是法定假日，可以顺延至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当事人确有正当理由，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经仲裁委员会决定，可以适当延长上述期限。
第十八条 争议双方当事人可委托一至二人一起参加调解仲裁活动，但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委托书，说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十九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书面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仲委员会决定受理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五日内将书面申请的副本和应诉通知书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应在收到通知后十日内提交答辩和有关证据；如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在决定之日起五日内作出说明。
仲裁委员会可向有关单位查阅和调阅有关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也可到争议单位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应如实提供材料，予以协助和支持。
仲裁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调查或鉴定。
第二十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应当在查明事实，依据有关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先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相互谅解，达成协议。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不得违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字，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署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十二条 仲委员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翻悔的，应及时组织仲裁会议，进行仲裁。
第二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应当在仲裁前四日，将仲裁时间、地点以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经两次通知，无正当理由，申诉人不到场的，按撤诉处理；被诉人不到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作出缺度仲裁。
第二十四条 仲裁会议经协商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仲裁决定。对协商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录。
第二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决定后，应当制作仲裁决定书，由参加仲裁会议的仲裁委员会成员署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第二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应当在六十日内结案，因特殊原因无法在规定期限内结案，经同级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结案期限。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一方当事人期满不起诉又不执行仲裁决定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发生劳动争议的企业行政当事人与职工当事人不在同一地区的，由职工当事人户口关系或工资关系所在地仲裁委员会受理。
第二十九条 促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按规定收取一定仲裁费，由申请人预交。争议案件处理终结，仲裁费由败诉方负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由当事人双方按比例分担，调解解决的，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分担；撤诉的，不予退回预付的仲裁费。
第四章 罚则
第三十条 当事人干扰调解、仲裁活动，扰乱工作、生产秩序或者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处理劳动争议的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市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建立工会组织的，可以设立调解委员会。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劳动争议的，可比照本办法执行。未设立调解委员会的，可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申请调解或仲裁。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办法各项规定由昆明市劳动人事局负责解释。
昆明市劳动人事局
一九八七年十月
建立“严打”长效机制初探
江西省修水县公安局 曾五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提出“严打”方针并组织实施以来，“严打”作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项长期刑事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20个春秋，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但每次“严打”斗争在取得短期性阶段效应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相当严峻。阶段性“严打”没有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20年来，“严打”的社会基础，“严打”的对象，“严打”的方式都发生有规律而跳跃变化，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把“严打”作为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以江总书记“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严打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
一、建立统一的“严打”思想理论体系
1983年的严打，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态的发展趋势提出来的，当时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文革”十年沉积下来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刑事犯罪迅速飚升；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经济阵痛带来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象洪峰一样逐年上涨，特别是首都北京连续发生4起抢劫银行杀人案，于是党中央96年4月又一次作出了“严打”的重大部署；世纪之初，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运行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难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社会秩序混乱和有失规范现象比较严重，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引发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有些地方的恶势力逐渐演变成为更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这些黑恶势力甚至染指基层政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于是，在2001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整治，期望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目标。
“严打”方针的提出，根植于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治上由人治转为法治，社会关系由封闭的社会转为开放的社会，联产承包首先松动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农民对田地的依附关系；政企分开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弱化了行政管理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单元楼群住宅兴起，淡化了居民互相约束监督的义务感，社区阵地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治安的脉博，随其跳动而作相应的改变，并提前作出预测施以对策，因此，要求我们以一种科学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进行严打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是“严打”的理论基础。另外，“宽严相济”、“双基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也是“严打”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立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
1983年，在原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第一次打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但在实质上，“严打”依政策进行，依两高一部的刑事政策进行，显得使“严打”失去了法律根据，依政策而不依法律，毕竟一个权宜之权，随着新《刑法》和《刑诉法》的制定和实施，已废弃了原有的两个“严打决定”，刑事法律更加规范统一。所以我们要以“依法治国”为“严打”的思想基础，就必须统一规范“严打”的法律体系。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严打”的对象显然是爆炸、杀人、抢劫、绑架及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但我国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战中都没有“重罪”与“轻罪”之分，因此，实事求是地建立“重罪”与“轻罪”理论，并施与相区别的刑事打击策略，是建立统一的“严打”刑事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前提，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重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制订对其进行审判和科刑的“严厉”法律或重新对“两法”进行调整和修改，在程序上、实体上区别严重刑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
制订统一的“严打”刑事法律体系，就是把“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体现全国人民意志的刑事法律，刑事政策的连续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连续性那样旷日持久；刑事政策的严肃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严肃性那样震慑有力，“什么问题突出就坚决解决什么问题，哪里问题严重就抓紧整治哪里”，毕竟是一种权宜之策，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被动措施，只有制订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才能保证“严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严打”不应是单一抓捕判杀，而是要强调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在建立了统一的“严打”思想体系和法律体系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迅速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1、严打仍应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
三次“严打”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打不胜打”的怪圈？根源在于忽视了“打击犯罪并不能根治犯罪”的道理。犯罪率的涨落与国家、社会矛盾有关，而不是仅靠公安机关努力能遏制或通过“严打”达到理想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任何作为外力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内对犯罪发生作用，只有在消除或者至少减少社会矛盾与 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的提前下，“严打”才能发挥其预防犯罪的功能。
2、改变现在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
纵观我国的三次“严打”，无非是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司法机关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但这些工作对司法机关而言，本来就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即使无有“严打”的提法，对严重刑事犯罪，司法机关也应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依法从严、从重。为了真正做到“严打”，就应改革现有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现在在司法体系中，“严打机构”是临时的，应建立长效的、完备的“严打”司法体系，如在公安机关建立“重案刑侦队”，检察机关另设“重案检控部门”，法院建立“严重刑事犯罪审判庭”等等。
3、进一步落实专案督办制度
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有关单位要落实专门力量，做到专案专办，在落实各项保密措施的基础上，由领导逐级挂帅、督办，掌握进展，落实措施，动用各种侦查手段力求除恶务尽。
